灾难中的媒体救赎.docVIP

灾难中的媒体救赎 　　回首2008年,汶川大地震带来的惊心动魄的生命悲歌,构成一个不可复制的宏大主题。置身其间,中国电视媒体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和强大的合力。电视媒体与平面媒体、网络媒体一齐上阵,以文字、图片、视频、博客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对灾难进行了全程报道。这在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史上尚属首次,构成了报道理念和创作主体的双突破。中国电视汇聚的强大舆论声势,让全世界了解和敬佩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对灾难的信心、决心和力量,也为媒体自身赢得了理解和尊重。 　　 　　一、传播观念的突破与创新 　　灾难如同战争,是全人类的敌人,一旦发生,作为媒体,就应该敢于担当,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中国电视面对汶川大地震的所作所为,彻底改变了世人对中国媒体的印象,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从而掀开了中国灾难报道史崭新的一页。 　　每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无数人都在千方百计寻找信息,哪个媒体能够成为第一选择、第一依赖、第一信号源,成为受众选择的关键因素。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电视媒体在第一时间组织起全景式、不间断、高密度的报道,无论是报道时效、新闻视野、议程设置都取得一系列突破。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媒体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第一时间发出灾情报道,并以危机动员的模式,调动系统内外的全部力量,打破常规模式,建立起全频道、全天候的直播平台,中央电视台持续一个多月的直播报道《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和四川电视台八个频道并机播出的《抗震救灾特别报道》等节目,以迅速及时、多点跟进、专家解析、人文关怀为特色,全面介绍了灾情和救灾进展,在展示我们开放、透明、负责、自信的国家形象的同时,也为自身赢得了尊严,这些“及时、准确、全面、公开”的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中国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 　　汶川地震报道让电视媒体实现了观念突破与创新: 　　(一)以快速报道抢占话语权 　　过去我们处理新闻的习惯做法是把某一事件的多个要素或同一主题的多条信息凑齐之后再播发,即“先齐后发”,而这一次我们做到了“先发后齐”[2],由过去的“不漏一个”转向“抢先一秒”。即有一条发一条,即使在某一时刻还没有凑齐新闻要素,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也要抢先发布,争取第一时间的新闻发布权。 　　(二)以统一的操作平台强势发稿 　　过去重要新闻一般在重要的新闻时段播发,汶川地震发生后,各电视媒体不约而同地采取全频道操作,24小时不间断播出最新新闻。直播窗口打开后,各种动态信息随时开通、随时进入。电话连线、专家讲解、记者目击等多种报道形式和图板演示综合并进,向受众提供全方位的权威信息,取得话语的主导权。 　　(三)以连绵不断的信息流形成第一解释权 　　突发事件往往没有任何预设的节目流程和背景资料,而观众对信息需求又非常迫切。汶川地震发生后,在最初信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央视敢于让主持人拿着一张纸条走进直播室,允许主持人真情流露,甚至总理画面不送审就播出,不但是对电视应急能力的检验,更体现出媒体的果断和社会责任感。在直播状态下,高密度喷涌而出的信息流更容易成为人们的第一依赖、第一选择、第一信息源,进而形成第一解释权,有效地占领舆论制高点。 　　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领衔开辟的抗震救灾直播窗口,构成一个巨大的信息集成平台,它的有机运转,使既往的传播理念发生明显变化:即从习惯提供宏观信息转向提供有用信息,不仅提供救援的理念、需求,更提供施救的办法。这样的报道已不仅仅是提供信息,而是通过发现、整合信息的方式介入救援工作。让信息指示救援方向,是灾难报道中的媒体自觉,也为今后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媒体定位提供了明确的坐标。 　　汶川地震报道还被誉为打破国际传播“西强我弱”局面的范例,它第一次让“西方舆论跟着中国的主流媒体走”。震后一个月统计,全球共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中国电视讯号。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BBC、CNN、英国《泰晤士报》等众多海外知名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肯定中国政府和媒体在此次报道中的表现,并把媒体作为与国家、政府的作为等同看待。鉴于中国电视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亚广联半年内授予中国媒体三项大奖,其中包括该组织授予新闻交换的最高奖――丹尼斯纪念奖。 　　汶川地震报道的实践证明,灾难事件发生关头,主流媒体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比平时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政府要采取应急措施,及时发布信息,需要借助媒体迅速同广大群众见面;另一方面,公众也期盼政府有所作为,并且想把自己的需要和对事件的态度传递给官方,这同样需要借助媒体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如果能以积极的态度充分发挥功效,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就有利于形成整个社会上下互动、万众一心、共渡难关的局面。 　　 　　二、危机处理的缺陷与反思 　　突发事件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