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人生 别样风景.docVIP

烦恼人生 别样风景 　　方方、池莉作为武汉文坛的标志性人物,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她们的名字总是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确,她们及她们小说的共同点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她们都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作为积淀,描绘出以浓郁的武汉地域文化特色为底色、现代都市人烦琐艰辛、无奈的日常生活为场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际遇为命题的人生百象图。她们特有的中性写作姿态和共通之处,使人们习惯将她们等同起来看待。但是,如果再深入研究一下,透过她们所表现的“烦恼人生”的表象,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不同的别样“风景”。 　　这种差异首先就表现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池莉代表的是市民的价值立场,而方方却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写作的。这种差异缘于两位女作家对于各自身份的不同确认。 　　阅读方方的文本,会体会到,在方方心中有她矢志恪守的东西:“我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这种身份的确认并不意味着方方远离了市民,恰恰相反,她将自己的生命还原为纯粹的生命。写作者的一大收获,便是对市民的发现。可以说正是有了对“知识者”身份的确认,才有了对市民的发现和接近。与其相反,池莉则自始至终声称“我是一个小市民”,她对市民的发现与展示不是自上而下的聚焦,而是一种融入,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池莉与方方同在对城市市民生活本真进行写实性书写,而她们对于现世的感觉却如此不同,比照她们发表于同一年、给她们带来声名的《风景》与《烦恼人生》,可以发现,她们的差异,从一开始便显现出来,并且是本质上的差异。 　　方方对于她所展示的人性“风景”,有一种知识者的深切的忧患情怀,《风景》以死者作为叙述视角,这种陌生化的处理,使得作品中的生存景观看来异常的冷漠和残酷,恰恰是这种冷漠和残酷,为我们还原出了赤裸裸的生存本相,这一还原摒弃了以往任何权威意志的遮蔽或市俗意识的干扰,这无疑得益于方方的知识者身份的确认,从而使得作品的叙写穿透感性生命的写实,达到对人性进行深切解剖的理性层面。 　　池莉则不然,池莉是以一种平和温馨、津津乐道的怡然心态,用大众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书写大众熟悉的生活事件,在对待市俗人生的感觉上,她与方方对无奈的隐忍不同,她不仅流露出无奈感,而且还抱着认同的态度。池莉以小市民的身份察人观世,使其作品对“烦恼人生”的尴尬、无奈、艰难的表现极具真实感,细节的表现有血有肉、丰满可触,很容易与广大的读者产生情感共鸣。但是,这种融入其中的零距离视点,也妨碍了池莉对于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开掘,使得本来极具生存本真意义的叙写,在池莉“市俗”愿望的干扰下,或化解,或升华,总之,有些变了形状,缺少方方对人性作以精神层面的逼视和拷问的强力。 　　池莉与方方对于各自身份的不同确认,浸入了她们的创作流程,如果说知识者与小市民是她们创作流程的主体,通过对主体的不同态度则表明了她们不同的书写姿态,市民与知识者的活动过程,则是流程本身,观照这一流程本身,我们会发现,方方与池莉都以状写普通人的生存尴尬与人生困境为己任,不避凡俗、直逼现实,体现了新写实作家的特色,但她们借助的却是不同的艺术表达。 　　方方关注贫民生活,选材上可谓再平常不过,但是方方对普通人生存现状的表现,借助的却是新颖奇特的叙述方式和标新立异的叙述语言。 　　方方在小说中,经常引用穿插各种诗词文句,最为典型的如《风景》,题记引用的波特莱尔的一段话:“在浩漫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的世界”,然后,用一个死去的埋在门槛下的孩子的口吻,来逐个讲述这个奇特家庭的每个成员的故事。小说用的是倒叙手法,采取的切入角度是超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选择的叙事人是一个死魂灵,且将大量的细节打乱之后重新排列组合,这种叙述方式使得读者产生一种艺术欣赏的距离,在阅读本身之外,获得了一种审美快感,达到了“陌生化”效果。在叙述语言上,方方吸吮了荒诞、变异、新感觉等现代思维的乳汁,对语言进行独创性的运用,突破、超越语言的规范,造成了读者的陌生感。如《白驹》中写王小男“虽龌龊,但是龌龊得深刻”,这种变异、互相矛盾的表达,都给读者带来了新奇的感受。 　　与方方喜欢用比较独特的叙述手法和个性化的语言相反,池莉严格遵循通俗化的艺术表达方式。她的作品努力依照时间的顺序展现生活,读她的作品可以轻松、明晰地感知主人公活动的全过程。《烦恼人生》如同一份时间报告,详细记录了主人公活动的时间、地点、事件三要素;《不谈爱情》同样是分明的自然顺序:结婚、闹离婚、和好如初;《太阳出世》通过结婚、怀孕、分娩、育婴直至周岁生日宴会,更给人以强烈的生命自然的时间节奏。池莉的作品极少见倒叙、插叙,她的创作流程几乎和生活流程同步,这种叙事手法很容易为熟悉日常生活的读者所接受。在语言上,池莉趋于平民化、通俗化,运用众人皆知、雅俗共赏的语言,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势必在行了”(《化蝶为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