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中的病人、家庭及医生.docVIP

“二十四孝”中的病人、家庭与医生 【本文以元人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等“二十四孝”文献中的涉医内容为对象，运用医学社会学概念框架，探讨其中病人、家庭和医生共同卷入的患病相关行为特征以及对中国人就医行为和医疗模式的影响。分析表明，建立在现代医学基础上的西方概念框架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传统患病相关行为可能并不完全适用。相反，种种在上述框架下被视为典型“问题行为”的做法，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被认为是正当而且合适的，反映出中国传统就医模式和医疗观念的强大影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医患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认为病人应“自我负责”的想法在传统上似乎并无普遍认知基础。这种以病痛为前提发展的依赖性亲密关系是高度躯体化取向的。这一取向下的“病人—家庭”一体化倾向是中国人传统就医行为的突出特点。】 涉医内容在“二十四孝”故事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各系统内容而异，大致在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当父母身份与病人身份重叠，后者如何影响前者及子女的行为，这一点尚未引起研究者充分注意。本文从以下角度探索：这些故事在用“反常”与“超常”之间的张力凸显子女德行的同时，是否也无意揭示了某些隐藏的病痛密码——关于病人和对待病人的做法，什么样的期待才是对中国人而言“正常”的？这种期待怎样定义与病人（及与病人互动的其他人）身份相适应的规范和价值观念？道德的力量在中国病人及家庭的行为上如何起作用？ 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卧冰求鲤 一、历史和版本 “孝”是儒家的核心范畴。在儒家对孝的讨论中，有一种情况受到特别重视，即在父母患病时，子女的何种反应符合“孝”的要求。早期儒家对“孝”的最广为人知的论述之一，是围绕在父母患病这个特定情境下子女被期望展示的表现的描述性定义。在《论语》围绕“孝”的一次问答里，孔子把“孝”定义为“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历史上对这一句的理解不同，主要是对句中的“其”是指父母还是指子女存在意见分歧，但“疾”作为一个典范情境是确切无疑的。本文采用比较通行的一种解释，即（子女）因父母的病痛而“忧”。《孝经》对什么是“孝”给出了一个更周详的定义，延续了《论语》的描述性定义，并把典范情境的数量扩充到了五个。《孝经·纪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从《论语》到《孝经》，随着儒家理论系统的精细化，（父母）病痛作为典范情境的地位，似乎从唯一被“稀释”到了五个情境之一。“居”、“养”、“病”、“丧”、“祭”五种情境基本涵盖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中亲子关系存续各阶段的主要内容。汉代起出现的以“二十四孝”故事为代表的大量孝行故事，内容大致不超出它们的范围。 父母患病时子女被期望做出的反应，《论语》和《孝经》简洁地概括为一个“忧”字；在以“二十四孝”故事为代表的孝行故事中发展为繁多的表现形式。从目前传世文献和考古证据所见，“二十四孝”提法首见于唐（敦煌写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Stein No. 7）①，题材大致定型不迟于宋元，在流传过程中，在各历史时期的中国及周边（日本和高丽）地区演变出多种系统，每个系统又衍生出众多版本。本文讨论的“二十四孝”题材相关资料包括：元代郭居敬编撰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以下简称“郭居敬本”）；《二十四孝日记故事》②（以下简称“《日记故事》本”）；元末高丽人权溥、权准父子编撰的《孝行录》（以下简称“高丽本《孝行录》”）；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的《敦煌变文集》卷八《孝子传》（以下简称“敦煌本《孝子传》”）；其他公开发表的墓葬考古报告等。 以上前三种为历史上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流传较广的三个“二十四孝”文本系统。其中，高丽本《孝行录》在日本和朝鲜半岛广泛流传，据中、韩学者考证很可能转录自北宋金元时期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二十四孝”版本③；郭居敬本流行于明代；《日记故事》本自明代末期至近代广泛流传④。三个系统内部各衍生版本细微文字差别和系统间的完全演化关系，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本文对以上三个“二十四孝”系统涉及医学的内容进行探讨，包括三个系统中共有的“鹿乳奉亲”、“哭竹生笋”、“尝粪忧心”（下文除特别说明者外，故事题名和引文均采用《日记故事》本），郭居敬本的“亲尝汤药”以及高丽本《孝行录》的“义妇割股”等。 二、选择性呈现 在进入讨论前，有必要先对研究对象的信度（reliability）给出说明。既然“二十四孝”并非信史，那么，“二十四孝”中的种种患病相关行为（illness-related behavior），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病人、家庭及医生通常做法的反映？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一切质性研究必须为本身提供的辩护，同时也多多少少是一个“先有鸡还是蛋”式的问题——是说“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