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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快餐时代的“绿色生态” 　　（拉尔夫?托马斯 ：德国人，历任电信贸易讲师、人类学研究学者、出版社创始人，几内亚发展援助项目领导人等。多年从事人类学和环保类纪录片创作和研究。现任德国国际自然和野生动物电影节发起人及主席。） 　　 　　冷凇：托马斯先生您好！每次我采访外国纪录片电视节主席的时候，几乎都会单刀直入地问这个问题――以您和贵电视节的标准衡量，什么是优秀的纪录片？ 　　托马斯：我们判断纪录片优劣的标准其实只有两个，第一个是故事性，第二个是差异性――即纪录片创作者要么能够自圆其说地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要么能够在平淡无奇的叙事中，通过特殊的题材和角度让人们大开眼界。这两个元素只要能深入其一，便堪称精品。至于评奖，我们德国环保电影节只把顶级的奖项颁发给兼具两者的纪录片。 　　从技术指标上衡量，两类“极端”的作品在德国环保电影节上都有市场。比如用快节奏剪辑的纪录片，此类纪录片更像中国的“专题片”，信息量充沛，素材齐全，包装精良，很能吸引眼球；也有节奏非常舒缓、非常考究构图与用光的纪录片，慢节奏给人以时间去理解和思考，因此也应提倡。这两类纪录片都是我们的座上客，时常获奖。只要具备之前我提到的故事性和差异性要素，两者都是受欢迎的。重要的是，纪录片艺术的诸多因素，如剪辑、音乐、摄像、是浑然一体，而不是彼此分割的。 　　冷凇：关于预算和经费，我曾经采访过法国FIPA国际电影节的秘书长米歇尔先生以及法国、英国、瑞士的一些电视节负责人和纪录片制作人，他们给我的数字基本是10～20万欧元每部。请问德国的情况是否类似？ 　　托马斯：德国纪录片的制作标准为20万欧元～50万欧元每部，这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其实，就像纪录片的选材和定位法无定则一样，纪录片作品的创作是没有一个固定预算标准的。题材和预算的制定都应该是多元化、多样化的，大公司制定的标准、规则和手工作坊式的纪录片工作室自然不同。当然即便是多元化、多样化的要求，也需要有一个底线。对于德国环保电影节的标准来说，但凡过于细微的题材，或视野很狭窄的题材都难以入围。虽说从制作经费到题材选择的标准和品位都不同，但终究会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评价因素：即打动人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 　　冷凇：纪录片商业化、市场化的成功典范是美国的两大纪录片制作机构“探索发现”和“国家地理”，它们在很多国内的省市级地面频道都打通了市场。中国业内的学刊上对这两大机构的分析文章无数，大家都迫切地想从成功者身上得到经验。很多人都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即“善于使用故事化的线索”。 您认为有道理吗？ 　　托马斯：其实他们的成功之处远远不限于此。优秀的纪录片，需要在受众的内心和大脑两处留下深刻印象。大脑是智商的共鸣，而内心感触则是被感动。如果你仔细的观察每一部作品，会发现这两大机构善于在流程化、模式化的制作中融入感性因素。即使用逻辑和感性双重线索，从而去适应各个不同阶层的受众。这就是为什么从妇孺到高收入的白领、金领阶层、甚至老龄人群都喜爱他们的纪录片。比如“空难系列”纪录片，这里面既有对灾难发生的起因、高潮、结局、调查等逻辑线索（包括很多科学研究和试验的过程），同时还安插了无数的感情点――飞机的旅客中有即将团聚的亲人、即将上任开展合作的同事、有的充满期望的探访老朋友，但伴随着危机初见端倪、事态发展、严重，并最终爆发的整个过程，旅客们的情感在纪录片中逐渐被还原。于是，观众在欣赏一个个紧张刺激的戏剧化冲突事件同时，不经意地将人物命运以感性的形式与故事化发展相勾连，当情节与情感、理性与感性的对应水乳交融的时候，收视率就必然达到最大化。 　　冷凇：体制内的纪录片人屡遭困惑，而独立制片人的日子更不好过。这是中国纪录片目前面临的困境。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德国纪录片独立制作人是否更加举步维艰呢？ 　　托马斯：德国的独立制片人依靠多年积累的“信用”和模式化的制作来生存。商业圈内的独立制作人，经过几次成功运作之后就可以形成产销流程线，也算是一个小的商业公司，可以生存得很好。而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导演则很难继续拿到订单。 　　德国广播电视体制的特点是各联邦均有自己独立的电视台，ARD就是联邦本土的电视台，服务整个德国，是最重要的公司。与英国的情况类似，德国每台电视机都需要付执照费，约50欧元3个月，200欧元1年。由于成熟的纪录片市场链条不易打造，因此德国只有一个纪录片频道，并且没有广告。但其他的综合频道有很多纪录片会随时播映。人们会像期待一部优秀电影一样，期待综合频道播出的纪录片。 　　冷凇：正如美国的电视剧和纪录片受到80后、90后追捧一样，盗版和网络地下市场的繁荣促使中国电视观众的“年轻一代”在影视鉴赏中出现了严重“美国化”的现象。近年，美剧和西方的选秀及真人秀节目也被国内业界广泛借鉴，如法炮制，出现了无数的“山寨现象”。德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