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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友谊及长久的怨怼 　　1915年前后，由一位爱好文学的议员的妻子奥托琳?莫雷尔的介绍，著名的哲学家罗素与作家劳伦斯结识了。奥托琳夫人，这位资助过许多文学家的“沙龙”女主人认为，他们俩人应当相互敬佩。事实上，相识之初，罗素和劳伦斯的确都产生了类似的感觉。 　　罗素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最初将我吸引到劳伦斯身边的，是某种富有生气的品质和一种对人们易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设想进行挑战的习惯。”罗素出身贵族，受过极好的科班教育，此时任剑桥大学教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是，当时“和平主义使我（罗素）在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剧烈的反抗情绪……”劳伦斯出身下层，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对人精神的戕害认识相当深透，表达的言辞也颇为激烈。在这种反抗精神的鼓荡下，罗素似乎在劳伦斯身上寻到了共同点。在一开始，俩人的交往甚至“都像婚礼上的钟声那样令人兴高采烈。”（罗素语） 　　劳伦斯从与罗素的交流中，同样感到某种程度的契合。在不久后给一位友人的信里，他甚至说：“我们得组织一个革命党。我已就此事跟各类人谈过了――包括伯特兰?罗素。”在给他们之间牵线人奥托琳夫人的信中，他告诉说：“伯特兰?罗素写信给我，我感到有一种真正、迫切的感觉促使我去亲近他……”作为一直生活在贵族、学者圈子中的罗素，刚接触劳伦斯时，颇为其勃勃生气所感染，“我喜欢他的感情的热烈和活力”，所以，他将劳伦斯引进自己学者的圈子，让他与在剑桥颇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见面，到自己家去做客。虽然劳伦斯当时就极为偏颇地议论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学人“麻木不仁，了无生机，统统死了”，但罗素仍认为他这是对人们“易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设想进行挑战的习惯”。因为罗素常常被他人认为过分屈从理性，受到劳伦斯“无理性”观点的刺激，他感到新鲜甚至富有生机。 　　交往之初，他们曾打算在当年（1915）秋天在伦敦举行一系列演讲活动。最初的设想，罗素讲授伦理学，而劳伦斯讲永恒存在之类课题。他们甚至开始寻找演讲大厅。这个时期，劳伦斯为自己能够触动罗素这样的人物感到振奋：“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正在重新统一到一点上。我真希望他（罗素）能致力于绝对论的研究，致力于永恒的研究……他要对永恒有一种真正的、实际的、合乎逻辑的信念，基于这一点他才能工作―― 一种对绝对的信念，永恒之中的存在。这种信念非常好，我很高兴”（致奥托琳夫人函）。为了准备演讲，罗素也写出一系列讨论社会政治观念的提要，寄给劳伦斯。虽然其内容遭到劳伦斯的批评，罗素后来仍将这些讲稿以《社会复兴的诸原理》发表出来。 　　经过一个短暂的友谊“蜜月”（的确可以用月来计量），首先是罗素，感到了许多不习惯。在给罗素的一些信里，劳伦斯用了许多粗鲁、锐利的语言。如议论到另一位小说家福斯特时，说“他为什么不能带着一个女人去为他那基本的、原始的存在而斗争。”他认为：“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时，他仅是在自身上重复一种已知的反应，而不是寻求新的反应――发现。这就像是手淫或发泄。”并说：“这正是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正在做的事情。”还特别指出：“一个受过教育阶层的普通英国人去找一个女人，就是为了发泄自己……”这“受过教育阶层”，当然包括着收信人罗素。 　　劳伦斯也意识到了彼此的不一致。在给奥托琳夫人的信里，他曾说：“关于讲演一事，我和罗素发生了争论。他不愿意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接受把这种无穷、无限和永恒的观念作为真正的出发点。”不久的另一封信里，劳伦斯透露：“我和罗素已分开了一段时间，但这是自然的进程”。 　　在罗素一方，问题也许要严重些。在短暂的新鲜感过后，这位哲学家的清晰理性思维又逐渐占了上风。劳伦斯那一套在他看来过于极端的理论和带有嘲笑的言辞，使罗素日生反感。从总体看，罗素是民主的坚定信仰者；而劳伦斯的信中却说：“我不相信民主管理。我认为劳动者只能选举切身环境中的管理者或监工，仅此而已。必须彻底修改选举法……随着阶级层次的提高，每一个阶层可以选举高一级的管理者。事物所必然达到的终点是一个真正的首脑，这就和所有的有机物质所必然达到的一样――绝不是由愚蠢的总统管理的愚蠢的共和国，而是一个推选出来的国王，一个像朱利叶斯?恺撒一样的人物。”像这类言论，罗素后来评价为：“他早在政治家们考虑到法西斯主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并且认为劳伦斯自己“在想象里所设想的是，当这样一个专政建立之后，他将是这个朱利叶斯?恺撒。”对此，罗素说：这是“我们之间根本分歧的意识。” 　　他们之间交往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站在和平主义立场上，坚决地反对战争。可劳伦斯却在他的一封信里，指责罗素：“你，那个根本的你，需要终极的和平，这丝毫也不真实。你在用间接、虚伪的方式满足你要猛击和痛打的欲望。要么用一种直接而体面的方式，说：‘我憎恨你们所有的人，说谎的人和猪猡，我是来迎击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