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重新界定论文.docVIP

　　“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重新界定论文 一、历史上的“无被害人犯罪”概念 无被害人概念的考察要从“非犯罪化运动”谈起。首先，从社会背景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加剧。与此同时，高度的物质文明和传统的文化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也日渐明显，这种冲突到本世纪中叶表现得更为激烈。由于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便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前所未有的动乱使人们对种种传统的道德和信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动摇和幻灭之感。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和极端化的个人主义迅速发展并很快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freela”，原意指宗教礼仪上对神的祭品，也指因外力而遭受损害或承受不利后果者，现代多在第二意义上使用(16)。在刑事法学领域，被害人主要是指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概念提出之初主要是针对暴力犯罪而言，但是随着法益概念的发展，法益的内容逐步丰富，犯罪被害人的范围也就从自然人逐步扩展到法人、国家，甚至社会。换言之，国家、社会也可以成为具体犯罪的被害人。 笔者认为，对“犯罪被害人”的理解应该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犯罪被害人是指受到犯罪侵害的自然人(17)。而广义上不但应当包括狭义的犯罪被害人，而且还应当包括受到犯罪侵害的社会以及国家。 即，被害人可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因法律保护之法益，有属国家法益者，有属社会法益者，有属个人法益者。如侵害个人法益之犯罪，其被害人即属个人；侵害国家法益之犯罪，其被害人即属国家；侵害社会法益之犯罪，其被害人即属社会。对于社会作为犯罪的“被害人”而言，理解起来可能较个体被害人更难。所谓社会法益，指以在法律上被人格化的社会整体作为主体的法益，包括社会共同生活的安全、公共信用的交易安全、伦理秩序和善良风俗、婚姻家庭制度的安全、公共卫生与健康等等。 且笔者认为，某个具体犯罪的被害者必须是直接受该犯罪之害的人，间接受到犯罪行为的不利影响的人，不属于该犯罪的被害者范畴。例如，通奸的攻击客体（直接被害人）是婚姻制度，即在法领域中具有其地位的、作为客观关系的婚姻，而通奸者的配偶是间接的受害者。再如，赌博罪中赌徒的家庭成员的财产往往会被赌徒拿去赌博，家庭成员也就成为间接受害者。但这些都不能理解为该种犯罪的（直接）犯罪被害人。而且，这里的“被害人”放在“无被害人犯罪”概念中来理解时，应该同样是一个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 2、正确理解“无被害人”的涵义。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既然将个人、国家、社会都作为犯罪被害人，而从逻辑上讲，就不存在任何无“被害人”的犯罪（犯罪学意义上），那么，我们对本文将要研究的“无被害人犯罪”这类行为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这就需要结合“无被害人犯罪”概念产生的渊源作分析，而不能仅就“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字面表述作绝对逻辑性的理解。因为名称只是一个符号，我们要把握的关键是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被称之为“无被害人犯罪”的这类行为现象，以及对其的立法政策。而为什么称之为“无被害人犯罪”，当然既要能够合理解释，更要涵括所有这类行为所具的本质性的共同特征。 “无被害人犯罪”明显是个现代概念，这种观念在过去是不可能的，甚或不可想象的。例如在清教徒时代的马萨诸塞和18世纪的英国，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犯罪等同于罪孽(18)。既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会施罚于有罪孽的人和群体，那么把这些行为叫做“无被害人的行为”就会显得不合情理。社会本身就是受害人，犯罪和过失触犯了被神圣地创建的秩序，它们也有破坏社会结构的危险。政府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要控制和惩治这种行为(19)。虽卖淫、赌博、滥用药品等行为自古有之，但是对这类行为以“无被害人犯罪”称之，首先还是在1965年美国学者埃德温·舒尔出版的《无被害人犯罪》一书中出现的。舒尔将堕胎、同性恋及药物滥用三种社会偏差行为称为“处在犯罪边缘线”上的犯罪，认为对这类行为法律不应介入干涉，即使有对此类行为的禁令，但成年人仍然会毫无顾忌地继续实施，因而，禁令也是无用的。舒尔对该类行为以“无被害人犯罪”称之，是因为这类行为没有直接的个人被害人。 我们在娼妓或色情行业中，很难指出到底谁是被害者，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加以谴责。娼妓者显非被害者，因为这次行为中她成功地卖出自己，而她的客户，由于自愿出钱，其同意这次的买卖，也不应为被害者。对于赌博行为也如此，庄家与赌客之间是一场同意的买卖，谁又是被害者呢？对于药物滥用者也如此，使用者是否有权决定应如何对待自己？但也有人认为，虽然参与者并非受害者，娼妓、色情以及赌博等均败坏社会的风气和道德的规范，而应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律事实上应对虽非危险，但欲足以使人堕落，而危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非道德行为表示憎恶，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20)。再如，同性恋、堕胎者、卖淫者和自杀者的认识一样，认为自己行为是无害的，并没有侵犯他人，是纯粹的个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