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8危害环境犯罪制裁法.pptVIP

临行前，曹某对3人说：“下脚料有毒，不要带回来，偷偷扔到河里，千万不要被人看见。”于是，三人遵嘱行事，含氰废渣全部被抛入沿途河中。事后，曹某将此“妙法”告诉陆某，陆某称赞说“这办法好!”此后，每月都有10吨(约330包)含氰废渣被抛入宝山区、嘉定县及江苏太仓县的水域中。 自1989年1月至1991年8月，曹某指使陆某、陈某等人先后25次将294吨含氰废渣抛入水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阳化工厂向水域抛扔的废渣可折合成纯氰化物20多吨，致使大面积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大量鱼及水生生物死亡，当地自来水厂停止供水，部分企业停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0多万元，给环境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巨大潜在危害。 依照当时《水污染防治法》第43条的规定，应当比照刑法115条“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追究曹某的刑事责任，这样最高也只能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但是，鉴于曹某是故意数次为之，因此1992年8月17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主犯曹某构成投毒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7名同案犯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杨军武——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被告人杨某于1993年开办了独资企业运城市天马文化用纸厂（以下简称天马纸厂）。天马纸厂因向引黄干渠中排放污水，曾经受到引黄管理局的经济处罚。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上旬，天马纸厂的污水坑决口，大量污水流入与引黄干渠一闸之隔的壕沟里，将壕沟中的引黄支渠（当地人俗称斗渠）淹没。 １０月１４日下午，被告人杨军武在明知壕沟里积存着大量污水的情况下，指派该厂工人郑武强、杨新红，以修理引黄干渠闸门启闭机上的传动齿轮为由，借故将闸门提起，致使壕沟里的部分污水流入引黄干渠。 １０月１５日上午，引黄管理局五级站站长刘自强发现干渠内进入污水后，找到该厂责令杨军武即时排除污水。杨军武虽然采取了排污措施，但是未能将污水完全排净，亦未将闸门堵严。当天下午３时许，引黄管理局五级站开机通过引黄干渠向水库管委会管辖的樊村水库供水两个多小时。 １０月１６日早６时许，当引黄水流入樊村水库时，引黄管理局工作人员看到有大量污水同时进入水库，库存的４１万方水被污染，遂逆流而上查看，发现污水来自天马纸厂积存污水的壕沟中。此时，原来被污水淹没的引黄支渠已经露出，壕沟里的污水也所剩不多。 由于引黄管理局在发现污水进入樊村水库后，未能及时将此情况通知水库管委会，因此水库管委会又将被污染的水供给供水公司，使该公司的供水系统被严重污染。为避免发生饮水事故，供水公司只得将北城区的供水中断三天。 运城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军武从事造纸业，应当清楚挥发酚是有毒物质。被告人违反国家关于水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将含有有毒物质的污水排入引黄干渠，严重污染了水体，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其行为已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被告人杨军武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５万元人民币。 胡文标——投放危险物质罪 2009年2月20日上午，江苏省盐城市城西、越河自来水厂遭受污染，致使二十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水66小时40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43.21万元。 污染事件发生后，经环保部门调查发现，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文标以及该公司生产负责人丁月生于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中旬，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钾盐废水排放至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废水流经蟒蛇河，最终造成了水厂原水遭受污染。 2009年8月，法院对该案件进行一审。被告人胡文标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合并其他罪行后判决执行有期徒刑11年；被告人丁月生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刑，因其为从犯，判决执行有期徒刑6年。 2010年5月20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注：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将“投毒”改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与之相应，投毒罪和过失投毒罪，也被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 当司法界开始习惯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处理环境污染案件的时候，盐城水污染案件从某个角度回归到了曹保彰案的处理手法，以更严厉地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行为。 盐城水污染案件与其说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不如说它是法院在适用刑罚的时候为顺应社会要求以及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类似于曹保彰案中法院最终以投毒罪定罪量刑。 投放危险物质罪和污染环境罪的区别是什么？ 环境犯罪制裁保护法益的界定 上述立法缺陷根源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制裁所欲保护的法益认识不同。 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 生态利益 污染环境犯罪制裁实践中的问题 很多的环境污染事故，很少的污染环境犯罪 1997年到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仅判决29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件；不及同期全国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数量的四分之一。 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