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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在中国早期艺术中定位及价值面向 　　内容提要在中国艺术史中，古琴因为与士人精神生活的关联，而成为备受推崇的艺术形式。 但从中国历史看，这种关联并非来自士人的自觉选择，而是来自西周礼制的外在强制。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礼制的崩解为古琴价值的凸显提供了契机；两汉时期，士人在国家政体中地位的稳固以及士人集团的形成，则直接导致了琴艺的繁荣。从现有文献看，汉代是中国古琴艺术价值体系的确立期和完备期，这一体系包括琴以合天、琴以修德、琴以宣悲、琴以挑欲、琴以娱情等五个方面。后世，中国古琴艺术的发展愈来愈情致化，但总体上并没有溢出汉代乐论为其奠定的框架。就此而言，现代古琴史家一般重魏晋以降而轻先秦两汉，现在是对这种状况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P键词古琴先秦两汉琴以合天琴以修德琴以宣悲琴以挑欲琴以娱情 〔中图分类号〕I01；J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3-0060-08 一、琴与士人匹配关系的形成 中国社会早期的乐器，按制器材料可分为八种，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它们分别对应于八类乐器，即钟、磬、弦、管、笙、埙、鼓、???，是为八音。按照中国古人的观念，乐器的制作材料取自于自然，所以它在本性上通达于宇宙万物。而当这些乐器通过乐师的演奏成为音乐，它同时也就成了贯通天人的媒介，成为人所珍视的精神价值的载体或象征物。正是因此，在中国社会早期，乐器的意义被放大，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哲学和政治属性。如《白虎通德论“《乐记》曰：埙，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离音也；钟，兑音也；???，乾音也。”今本《乐记》无此段文字。班固《汉书“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今本《乐记》只有11篇。说明这段文字可能出自《乐记》佚文。详细辨析见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21页。又可参阅《礼记“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1999年，第1073～1074页。……笙、?恰⒐摹Ⅲ铩⑸?、埙、钟、磬如其次。笙在北方，?窃诙?北方，鼓在东方，箫在东南方，琴在南方，埙在西南方，钟在西方，磬在西北方。” 在这段话中，汉代人以八音与八卦、八方相配，赋予了不同乐器与自然感通的功能。基于乐器这种上通天道的属性，作为国家统治者，使用乐器的规格与它禀承天命的多寡就是成正比的。按照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礼制观，只有天子才能全方位地享用八种乐器。与此比较，诸侯、大夫、士禀受天命不同，使用乐器的规格则要依次下降。如《周礼“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又如贾谊《新书“天子之乐，宫县；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再如《礼记“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按照这一序列，只有帝王才能将钟鼓丝弦之乐充塞四面宫墙，诸侯三面，大夫两面。作为权力阶层最低端的士则只能以琴瑟自娱。在中国音乐史上，琴之所以成为中国历代文人最佳的音乐伴侣，与这种政治等级制对士人用乐的限制有密切关系 同时，由于天子、诸侯、大夫用乐均具有相对较大的乐队规模，这意味着这类音乐大多用于公共典礼场合，服务的对象具有群体性，并不适于表达个体情感。这样，琴作为一种便携的小众乐器，就成为士人阶层寄情言志或抒解精神孤寂的最佳乐器。如应劭云：“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非必陈设于宗庙乡党，非若钟鼓罗列于?悬也，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风俗通义》讲：“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这个“乐心”，正道出了琴瑟情感表达的私密性和个体性，也道出了它对中国士人精神生活史的重大意义。同时，《礼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就乐整体关乎人内在的精神生活的特性看，琴音低回婉转，如泣如诉，无疑最能触及人心灵的深层感受。就此而言，琴一方面存在于封建礼制权力配置的末端，另一方面却正因此有机会摆脱礼制无所不在的钳制，为纯粹私人化的情感表达留下了空间 在中国历史上，琴与士人匹配关系的形成有一个渐进过程。按照《尚书王乐队的建制分为堂上乐和堂下乐两部分。其中堂上乐由玉磬、拊、琴、瑟和合唱队组成，其听众是人和祖灵；堂下乐则主要是打击乐和管乐器，听众是自然鸟兽。参见刘成纪：《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比较言之，古圣先王之所以将琴瑟等低音乐器及合唱队置于宫殿之内，无非是因为它们乐音轻柔婉约，适合人类倾听。易言之，在这一时代，琴虽然没有与士人形成专属关系，但在人与自然鸟兽之间，它属人的特性已经得到了注意和强调。至春秋时期，琴与士人私情（爱情、友情）的关系开始显现。如《诗经“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常棣》云：“夫妻好合，如鼓琴瑟。”《鹿鸣》云：“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到孔子时代，琴与士人的关系开始确立，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孔子向卫国乐师师襄子学琴。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