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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角下腐败现象的预防与惩治研究 和谐社会视角下腐败现象的预防与惩治研究 摘要：有效预防腐败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必须不断探索和研究的重大课题。十七大报告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提出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表明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升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深刻含义，是党对反腐倡廉战略的新定位，是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新要求、新举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说明我们党更加重视反腐倡廉，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建立健全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正确认识教育、制度、监督的作用和三者内在的辩证关系，对建立健全有效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惩处的目的在于教育、在于挽救、在于警示。因此，对党员公务人员违反党纪政纪的，大多采用纪律处分办法进行教育挽救，体现了对党员、公务人员的爱护关心。然而，我国目前的惩处制度在制裁机制、制裁规范以及制裁结果方面尚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惩处制度作用的发挥。 1.制裁机制滞后 从已经查处的腐败犯罪案件看，绝大多数腐败犯罪分子都不是在实施腐败行为之后及时被发现和查处的，而是在腐败行为持续了较长时间之后，甚至在实施了腐败行为并被提拔重用之后，才被发现和查处的。这种现象说明，与廉政制度相配套的惩治腐败的制裁机制，还不能在违反廉政制度的腐败案件发生时，及时启动，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制裁机制对人们在选择违反廉政制度时所应有的遏制作用。 2.制裁规范不严密 腐败行为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在滥用职权和收受贿赂方面。但是无论是纪检监察部门，还是司法机关，按照滥用职权的有关纪律处分的规定或者刑法规定，以滥用职权来追究领导者的纪律责任、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的，在实践中非常罕见。因为我们国家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各个领导岗位上的职权范围的规定并不明 确，是否违反职责权限，滥用了自己的职权，本身在实践中就难以界定。而有关对滥用职权行为追究责任的规定，更是过于笼统，难以作为追究责任的具体标准。至于对贿赂行为的处罚，无论是在规定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某些不完善甚至不尽合理的地方。 3.制裁的结果不平衡 从近年来查处腐败犯罪案件的实践看，除了相当一部分腐败案件由于线索不畅以及人力物力不足而没有及时查处外，已经查处的案件中处理结果的不平衡性 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我们国家查办腐败案件，大多数是由纪检监察部门进行的。纪检监察部门查办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以纪检监察部门自行处理结案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移交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移交检察机关的腐败案件以及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赋予的职权自行立案侦查的腐败犯罪案件，则由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由法院经过审判程序审理并依法判处。从对腐败案件处理的结果上看，在由纪检监察部门自行处理的腐败案件中，对于大致相同的腐败行为，不同地方的纪检监察部门所给予的党纪处分和行政处罚，在轻重程度上，差别很大；在由法院判处的腐败案件中，对于大致相同的腐败行为，不同地方的法院判处的刑罚，在轻重程度上，差别也很大；而纪检监察部门给予腐败行为的制裁，与法院对腐败行为所判处的刑罚，就数额和情节大致相同的腐败行为而言，其轻重程度同样是很大的。这种状况，使人们对违反廉政制度的制裁规范的合理性产生了种种疑虑。制裁的结果难以发挥制裁规范在遏制腐败犯罪心理中应有的功能作用。 （四）市场经济的重利性 2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闭关锁国走向世界，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地变化，社会的意识、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地变化。在这巨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期间，社会现象会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有主流也有支流，有清流也有浊流，腐败就是一股浊流。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不论国家大小，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腐败现象也相对突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初期，经济体制上实行“双轨制”，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官倒”腐败现象。有权有势的人，低价进高价出赚取了成万上亿的高额差价，甚至有些有高层背景的腐败分子，空手套白狼，一纸“批文”就能换回几百万、几千万人民币。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商品市场日益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有些人特别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经不起各种考验，私欲膨胀，把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意识和等价交换原则延伸到公务活动中， 延伸到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中，甚至错误地延伸到党的政治生活中。他们把权 私有化、商品化、金钱化，把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用来交换各种利益，收好处费，要回扣，给多少好处办多少事，完全颠倒了公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