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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逃课”调查及分析 　　摘要：高校扩招，大学生逃课问题频发，理性逃课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及福建省3所高校的514份逃课样本及其中237份理性逃课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逃课发生率很高；理性逃课占逃课近一半比例；理性逃课学生较一般逃课学生逃课次数少；理性逃课学生中女生较男生比例高、政治面貌较高、担任学生干部的比例较高；不同年级、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理性逃课有差异；逃课学生认为逃课对课程成绩影响很小；影响理性逃课因素按影响程度大小排列依次是情境因素、行为态度因素、行为控制因素和主观规范因素；父母和教师反对理性逃课；学生对理性逃课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持比较理解和赞成的态度；教师教学问题、学校教学管理不严是引发学生理性逃课的因素。治理理性逃课应该从学生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入手 关键词：理性逃课；逃课；大学生；调查研究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为了拉动内需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实施了一项重大发展战略――尽快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过渡，高校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但随着高校招生数量的剧增，生源质量下降，正如马丁样，一些“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其文化水平、共享知识和读写能力都在降低”，“没有准备，也比以前更不喜欢读书”，因而“已引发了许多问题”[1]，逃课（即学生无正当理由缺席课堂教学，也称一般逃课）便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功利主义风气的影响，在逃课学生中，出现了一部分“逃课不逃学”的学生，他们基于对到课与逃课的理性分析，衡量逃课的成本和收益，在认为逃课成本小于收益时选择逃课（比如因兼职、做学生干部工作、考研、考证以及感觉逃课自主学习比到课听讲收获更大等逃课，而不因睡觉、玩耍、玩电脑游戏等逃课），我们称此为“理性逃课”。尽管理性逃课是大学生对于教学制度的反抗和课堂的叛逆，应该理性对待，但如果不对这种自认为的“理性”逃课正确引导，针对性治理，既会对学校课堂教学管理和教师课堂教学产生干扰性影响，也会对学生个人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梳理文献发现，国外学者对于大学生逃课问题的研究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而是关注逃课的发生率、影响逃课的因素或原因、逃课与学生考试成绩、个人表现甚至一些社会问题的关系等。例如，戴维（David R，1993）对美国三所大学的调查发现，学生逃课问题比较严重，近三分之一学生逃课。[2]甘普（Gump S E，2004）对一所著名州立大学本科生的逃课态度调查发现，84%的学生逃课与健康有关，性别和年级不同，对逃课的态度也不同，并据此提出教师应根据性别和年级制定考勤政策。[3]加里（Gary W，1992）对大学新生逃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喜好、学习时间与逃课显著相关；学生饮酒频率会影响他们对不喜欢课程的逃课；上一学期平均成绩和逃课会对这学期他们不喜欢课程的逃课产生影响，但对喜欢课程的逃课没有影响。[4]斯蒂芬和约翰（Stephen Devadoss John Foltz，1996）研究发现，学生学习动机、平均成绩绩点、每天打工时间、课堂教学质量和课程性质对学生出勤和成绩有显著影响。[5]沙涕和科普（Shute Jonathan W Cooper Bruce S，2015）认为，逃课率高低是吸引、保持、服务学生教育需要的重要指标，而现在高校隐性逃课是显性逃课的两倍，表明逃课者通常是理性人，导致学生持续性逃课的原因是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不当，因此他们强调，学生逃课率居高不下，应评估课堂和学校发生了什么。[6]卡热帝等人（Crede Marcus，Roch Sylvia G Kieszczynka Urszula M，2010）指出，大学生的平均成绩及其绩点与课堂出勤率显著相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标准招生考试成绩、高中成绩绩点、学习习惯和学习技能等更能预测学生在大学的成绩和表现。[7]卡洛斯、理查德和贾斯汀（Carlos Dobkin，Ricard Gil Justin Marion，2010）对大学生逃课和学习成绩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没有其他不利因素影响下，学生出勤率提高10个百分点，期中考试成绩将增加0.13个标准差，期末成绩将增加0.15个标准差，课堂出席率与学生的表现成正比，因而通过强制性的考勤制度提高课堂出勤率进而提高学生成绩可行。[8]纽沙姆等人（Newsome W S，Anderson-Butcher D，Fink J Hall L Huffer F，2008）通过研究表明，逃课往往与被学校开除、留级、辍学、滥用毒品、早期性行为、依赖福利制度、参与司法审判等社会问题相关。[9]杜小丽等（2016）对国外大学生逃课的文献回?发现，影响学生逃课的主要因素是他们觉得教师课堂授课或讲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