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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藏区社会特质及区域史探究路径 　　近30余年间，区域史在中国史学界备受推崇，区域化不仅成为各分支学科的共同取向，区域史也逐渐呈现出方法论的色彩。区域史主张研究对象上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观照，强调研究方法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认为“只有对各个区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一个个区域钻研透了，才有可能对各个区域进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上”①。然而，如何才能做到深入细致的研究，把区域钻研透了呢？正如人们强调区域划分以空间差异性、文化多样性、族群构成多元性等为前提一样，区域史的研究路径并不存在统一的分析范式与经验。以笔者对安多藏区史的研究经验，把握区域社会的特质则是从整体上理解区域社会，进而深入细致地研究区域社会的一把钥匙 一、安多藏区的部落社会特质与山神崇拜 吐蕃在征服青海高原及河湟地区的过程中，将原来居住在该地区的各个民族如吐谷浑、羌、汉等编入部落式的军户组织，使之逐渐吐蕃化。这就是安多藏族的先民的来源。到元明时期，安多、康巴、卫藏等现代三大藏区逐渐形成，成为藏族自我区分的本土性的文化地理概念。在这一框架内，安多藏族虽然也自称为“蕃巴”，但同时亦自称“安多哇”以示区别。清朝时，政府也注意到藏区内部的这种身份认同差异，于是在汉文文献中分别称安多藏族为“西番”，卫藏藏族为“唐古特人”。然而，无论安多藏族自称“安多哇”或官方称为“西番”，并不存在一个与安多称呼一致的社会实体或政治实体。吐蕃政权崩溃时，青藏高原各地陷入“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② 的状态。元明清时期，安多藏族被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但仍然是“大族不过千户，中族不过百户，小族则不过数十户”③。可以说，部落制度作为安多藏族的基本社会存在形式，贯穿着从其形成直至1950年代的整个历史时期，故于式玉强调：“安多区藏民社会大部分是游牧的，小部分是半农耕的，统都是部落的。”④ 部落性作为安多藏区社会首要的特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牢牢把握这一点，并深刻理解其部落制度与部落社会的特点，则是对安多藏区史进行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学术界对安多藏区部落的基本组织模式，曾分别从名称、组织层级等方面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其代表人物有陈庆英、张济民、星全成等。但由于部落规模不一、各地称谓有别，很难形成整齐划一的分类。如果我们将一个独立性部落，视作相对于其他部落都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对资源具有直接控制权与支配权，从而具有自身独立权力组织系统与集体认同的社会集团。那么就可以将独立性部落作为基本单位，大致包括四个层级，即独立性部落―分部落―支部落―小部落。独立性部落是独立的、完整的社会单元，总头人主要有世袭与推选两种方式，他所在的分部落构成了独立性部落的基干；分部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隶属于独立性部落，因而头人有世袭与任命两种形式；支部落为过渡形式，不存在独立性，头人一般由分部落头人任命；小部落一般由具有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的家庭构成，是最基层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单位，基本形态在牧区为帐圈，在农耕区为村庄 一想到牧区的生活，人们常常有浪漫主义的想象，认为“逐水草而居”，就是可以不受约束，自由自在。而实际上，每个部落都有自己明确的界域，有着明显的以自然景观作为标识的地盘意识。这个有限的活动空间，一方面造成了部落的组织结构相对简单，职能分化不明显，部落总头人为部落权力的总代表，总揽军、政、司法大权；另一方面，部落不能集中在一起，必须以由十几家到数十家组成一个个帐圈，分散开来，从事畜牧业生产。分散性生产使每一个帐圈抵御外在威胁的能力大大降低，不得不将自身的安全托庇于部落的集体安全建构。因而，对每一个部落内部而言，部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自然赋予的最高权力，部落总是处在个人之上，集体的责任大于个体的权利。这就造成安多藏区部落本位主义色彩浓厚，强调部落利益高于一切，强调集体责任与集体行动，如甲村之人，杀乙村之人，乙村皆有报仇之义务 安多藏区的独立性部落之间，惟有强弱之分，没有等级差异。每一个部落相对于其他部落的独立的“主权性”，导致每个部落的道德约束与习惯法的控制，只局限于本部落之内，对其他部落的成员没有任何的约束力。由此造成安多藏区普遍存在“部落的道德”，即：“部落社会只有在部落以内才有道德与法律可言；部落以外便惟力是视了。”⑤“部落的道德”是于式玉提出的一个文化概念，可以有效地解释美国探险家洛克眼中安多藏区“每个人都是倾向自我的法律”⑥ 的社会现象，进而揭示安多藏族“尚武精神”之根由及其与部落制度互相强化的效果 然而，与其说“部落的道德”是造成安多藏区部落社会特质及其长期得以?S持的动力，倒不如说恰恰是其结果。因而，欲形成对安多藏区部落社会特质的整体把握与理解，尚需进一步从深层次上去探析。我曾提出，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生存威胁，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