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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要对“中国优势”有充分自信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资料图) 大概从2008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新一轮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热。这轮研究热潜藏着中国话语的崛起，而推动这一重要进程的，主要来源于三类学者或社会知名人物。一是部分外国友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情怀与客观理解，对欧美政治有难得的批判精神。他们敢于用另一种眼光看中国，比如我院的外籍高级研究员、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卡洛斯;二是长期在国外工作、学习，或者拿到博士学位的，他们对西方有很深了解，吃透西方政治理论，并超越了他们的视角。比如像石之瑜教授等;三是就是经常到海外去，学着用脚底板思考的知名人物，他们不拘泥于学理，而是实践出真知，比如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前中国银行副行长、我院高级研究员张燕玲等。 总的来看，这批学者重新发现中国发展模式，试图重新寻找中国制度优势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各国事务的广泛见识、通过国际比较对中国发展拥有充分自信之后才形成的。 拥有这种自信与理性比较，经历了非常艰辛的过程，至少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从1840年开始，中国重复走着“对外开放――引进优势－一恢复自信――受到挫折――再继续开放”的进程。1840年后的第一轮开放，引进的是技术，当时说“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等更多的都是在科学技术、工业生产要素等方面，后期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时曾短暂恢复了国民自信，甚至还有像义和团那样自大的，但甲午战争的大失败，把中国打回了原形，引进技术优势之路最终受到了巨大挫折。中国人重新寻找复兴的优势根源。 第二轮开放是从1911－1919年前后。所谓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引进的是以民主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为重心的政治理论。但国民党政府的败局、以及后期新中国解放初期的挫折迂回再次证明，无论民主理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的推行之路是行不道的，重要的是发挥社会与大众优势。 1978年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三轮开放，引进的核心是以自由市场主义为中心的经济理论。这种开放与欧美早期希望中国“市场化推动民主化”的期待发生了吻合与共振。所以，从1980年代“中美关系密月期”，到1990年代美国对华的“接触”与“两面下注”政策，一直到2000年后西方支持北京申办奥运、支持中国入世，以及中国对诸如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等的忍让、对美国反恐战争的配合，一度中国以为真的“融入世界”了，而西方也一度以为“中国该开始民主化了”。 但2008年前后，一切急转直下。以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中国变幻》(The China Fantasy)一书为代表的声音，广泛质疑“经济成功的中国能不能变成民主化国家”。当时美国参议院还两次对此进行了听证会，结论越来越多地偏向于“不能”。于是中国办奥运，遭至欧美空前的抵制。当时的中国像是祥林嫂捐了门坎却仍进不了堂室一样地再次觉醒了。加之欧美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奥运、世博会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理自信的几率。 所以，2008年前后开始的重新发现中国优势的“思想热”，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一是经过百年历史挫折教育出来的;第二是被西方持续不断、来自方方面面压制之后的条件反射出来的;三是一批思想者先驱在真正了解外国优缺点之后总结出来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过去三十多年，全面引进了欧美思想与理论的政策，很多时候都显得问题重重。最典型的是两种，一是住房市场化政策，虽然推动相当一部分人的财富增长，但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类弊病与摩擦的重要根源;二是汽车文明。2000年中国社会还在讨论“是否建立汽车社会”，短短几年间，中国成为全球汽车最大的倾销地，以及中国能源危机、环境恶化、城市病的关键症结。 相反，那些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却相当成功。比如说我故乡浙江义乌，从鸡毛换糖一直到现在的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成为中国贸易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贸易国的重要折射。还有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到现在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所谓各类土地流转政策，都发挥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恐怕要有第四轮“睁眼看世界”，全面比较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差异。哪些是真正的差距，需要中国人继续学习的？哪些是差异，中国人千万不能学，尤其不能照搬照抄的？ 我以为，这一轮的“睁眼看世界”同样需要大量艰辛的工作，这里必然伴随着中国对外交流从“逆差”转为“顺差”的艰难过程。最早从逆差转为顺差的，是小商品，是轻工业产品，接着有诸如三一、华为等重工业产品、科技产品的“逆顺反转”。现在慢慢呈现出来的是影视产品、孔子学院等文化产品。最落后、逆差最严重的是思想产品。几乎所有的优秀社科书店里，被翻译过来的书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