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docVIP

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1抑郁障碍的概念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可由各种原因引起，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且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临床表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抑郁障碍主要包括：抑郁症、恶劣心境、心因性抑郁症、脑或躯体疾病患者伴发抑郁、精神活性物质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伴发抑郁、精神病后抑郁等。抑郁症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现躁狂发作，此时应诊断为双相障碍。2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及防治现状2.1国际抑郁障碍流行病学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已有大量报道，由于抑郁症诊断概念及分类上的意见分歧，特别是早期的研究未将单相抑郁症和双相障碍分开，故所报道的患病率和发病率数字相差甚远。198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在其建立的流行病学调查地(epidemiologic catchmentarea，ECA)进行调查，发现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4.9％，恶劣心境为3.3％(Regier，1988)。1994年的另一项调查表明，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17.1％，(其中男性为12.7％，女性为21.3％)，恶劣心境为6％(Kessler，1998)。世界卫生组织(WHO,1993)的一项以15个城市为中心的全球性合作研究，调查综合医院就诊者中的心理障碍，发现患抑郁症和恶劣心境者达12.5％。在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黎巴嫩、韩国、中国台湾等)的对38 000个体的社区调查，发现各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相差悬殊，中国台湾仅为1.5％，而黎巴嫩高达19.0％；年发病率在中国台湾为0.8％，美国新泽西则为5.8％(Myra,1996)。2.2我国(包括台湾及香港)抑郁障碍流行病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精神病学界对心境障碍的诊断概念狭窄，诊断率过低。由于ICD-9及DSM-的问世，修订了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我国精神病学界对心境障碍的诊断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国内调查也显示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WHO(1993)的多中心全球合作研究中，上海调查表明，在综合医院内科门诊的抑郁症患病率为4.0％，恶劣心境为0.6％。台湾、香港等地华人的抑郁症患病率也较低，台湾人群中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为1.5％(Myra，1996)，远低于其他亚洲地区(韩国2倍于台湾地区)。在对中国台湾老年抑郁症患者的23项横切面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86％，农村的抑郁症发病危险率为5.07％，高于城市的2.61％，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患病率(Chen，1999)。2.3我国抑郁障碍防治现状和任务2.3.1抑郁障碍对患者(生活质量)及社会的影响抑郁障碍可显著影响个体的心身健康、社会交往、职业能力及躯体活动。抑郁障碍患者与无抑郁障碍者相比，前者对自身总体健康状况的评价较低，躯体功能受限程度严重。评估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的两项为期16年的随访研究显示，有25％和11％的患者存在躯体及社会功能的减退。抑郁障碍相关的心理社会功能损害包括：不能上班，工作能力下降、婚姻不和谐以及亲子关系问题等。最重要的是，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自伤、甚至杀害亲人的危险性增高，2／3抑郁症患者曾有自杀想法与行为，15％～25％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成功。自杀在青年及老年人中发生率较高，认为可能与酒精和药物滥用率的增加有关。目前研究证实，自杀死亡者中90％～93％患者死前至少符合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诊断，其中主要是抑郁症，占全部自杀患者的50％～70％。美国的资料显示，抑郁症人群中的年自杀率为83.3／10万，它是一般人群自杀率(11.2／10万)的8倍，中国的年自杀率已达22.2／10万(1993年)，并且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4倍，尤其是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达40～55／10万，其中相当部分系抑郁障碍所致。国内最近的一项研究，对571例自杀死亡者做心理解剖，发现63％有精神疾病，40％为抑郁症(Dhillips，2002)。2.3.2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WHO(1993)的全球疾病负担(GBD)的合作研究，分析了1990年、并预测了2020年各国的疾病负担。发现1990年全球疾病负担的前5位排序为：下呼吸道感染、围产期疾病、腹泻、AIDS、抑郁症，抑郁症列第5位；而在15～44岁年龄组的前10位疾病中，有5项为神经精神疾病(抑郁症、自杀与自伤、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和酒／药物依赖)。全球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中抑郁症、自杀分别为17.3％、15.9％，高居榜首；抑郁症占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的4.2，抑郁症和自杀占5.9，提示抑郁症、自杀／自伤是精神障碍中导致疾病负担损失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