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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的现代表达 姓名：唐晟焜 学号：201413400400 指导老师：吴少昆 【摘要】以中国近代史为轴线，通过历史实习的背景及文化内涵为出发点，阐述了不同时期中国建筑的发展形势和艺术手法。中国的房子盖了不计其数，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和现代作品。当然原因并不全在（甚至主要不在）建筑师方面，而更多的是文化体制问题。想要设计出一个既现代又很具中国传统文化意境的建筑，就要有很好的建筑学基本原则的造诣和现代审美、现代设计的品味，能够敏锐地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那些可以和现代审美品味、现代设计理念相契合的因素和意境，融合到的设计中。 正文 建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建筑，哪怕是刻意求洋的“欧陆经典”、“美国原版”，都脱不了“中国味”。 中国建筑的现代表达实质是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针对中国建筑是否还需要表达，如何进行表达这一问题近百年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各种做法，未能令人满意。中国的房子盖了不计其数，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和现代作品。当然原因并不全在（甚至主要不在）建筑师方面，而更多的是文化体制问题。 但不可忽略的问题是摆脱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还是需要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才能使中国现代建筑立于世界之林。 一、1900年一个新纪元的建筑形式 中国（近）现代建筑始于何年，暂无考证。我们以19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作为行文的起点。这一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赔一两白银。每一场战争和冲突过后，冲突的双方都要作出调整，在这里战败方做出了重大调整，战胜方调整相对小。这些调整主要有： （一）、1900年以后，一方面清政府推行“新政运动”，废科举、兴学堂，旧衙门改新政府等等，这时学堂建筑（如北洋大学堂、清华学堂）和政府建筑（如大理院、陆军部、资政院）都采用西洋建筑形式，并扩展到普通民用和商业建筑，这个趋势在满清王朝被推翻之后继续存在。 （二）、另一方面，欧美教会吸取“民、教冲突”的教训，在中国加强“基督教本土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各地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形式，尽管设计者是外国建筑师。 （三）、官民一心，力求改良，官工如各处部院，皆拆旧建新，私工如商铺之方有将大金门面拆去，改建西洋者。 传教士刚恒毅：“建筑术对我们传教的人，不只是美术问题，而实是吾人传教的一种方法，我们既在中国宣传福音，理应采用中国艺术，才能表现吾人尊重和爱好这广大民族的文化、智慧的传统。采用中国艺术，也正是肯定了天主教的大公精神。” 二、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建筑形式 20年代中期，一方面五四前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召唤）转向民族救亡运动，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的知识精英看到了西方世界也非理想榜样，这就促使了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在此背景下，政府和公共建筑开始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典型的是1925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和1927年美国建筑师Moller设计的北京图书馆，而且有意思的是两者都是通过国际设计竞赛中选的。 但是，普遍的变化出现在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统一中国的1928～1937这十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加之蒋介石本人对孔孟之道的推崇，“中国本位”、“民族本位”、“中国固有之形式”成为一时的口号。 1929年“首都计划”： “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许多重要的政府和公共建筑普遍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如上海市政府大楼（1933董大酉）、武汉大学（1933开尔斯）、南京国民党党史馆（1935杨廷宝）、南京中央博物院（1936徐敬直）等。 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虽然和教会大学、教会医院建筑的中国式形式上相同，但背景和出发点却很不相同，不宜混为一谈。 1929年10月征集上海市政府设计图案时提出：“建筑式样为一国文化精神所寄，故各国建筑，皆有表示其国民性之特点。近来中国建筑，侵有欧美之趋势，应力加校正，以尽提倡本国文化之责任。市政府建筑采用中国格式，足示市民以矜式。”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需要提到： （一）、一批在海外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回国，并在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领域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同时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建筑； （二）、中国建筑传统性和民族性的表达在主要采用“大屋顶”形式之外，发展出另一种方式：建筑的形制是西洋的，而装饰图案和建筑细部是中国传统的和民族的。如梁思成先生1929年设计的吉林大学校舍和北京仁立地毯行（1932），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1931），还有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1934赵深、童寯），南京国民大会堂（1936奚福泉）上海中国银行（1936陆谦受）等。 正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