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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差异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林毅夫 刘培林
No.C2002015 2002年11月8日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林毅夫 刘培林
一 引 言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01年期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以每年8.1%的速度增长。 在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里持续这样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看出人类经济史上奇迹般的成就。(林毅夫等 1994,1999)
然而,正如图1(a)和图1(b)所示的那样,中国大陆地区差距从1990年代以来逐渐拉大。以1978年价格衡量的31个省区市的人均GDP和劳均GDP的变异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0.97和0.69;1990年两个指标分别为0.84和0.70;但是到2000年,两个指标则分别上升到0.96和0.82。以1978年价格衡量的人均GDP和劳均GDP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0.35和0.30;到1990年则变为0.33和0.30;但是2000年这两个指标则分别上升到0.38和0.36。由此可见,中国各省区市的发展水平有拉大的态势。
2001年中国大陆31个数据可得的省区市中,当年价格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37382元/人、25300元/人和19986元/人。除去三大直辖市之外人均GDP最高的四个沿海省区浙江、广东、江苏和福建的水平分别为14550元/人、13612元/人、12925元/人和12375元/人。一些落后省区的情形则与这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省区市形成鲜明对比。2001年当年价格人均GDP最低的四个省区贵州、甘肃、广西和云南分别为2865元/人、4173元/人、4697元/人和4872元/人。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的13倍,浙江的人均GDP是贵州的5倍。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日益拉大的地区差距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解释这个现象。Chen和Feng(2000)对1978-1989年中国29个省的经验研究中,强调了私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私有企业的发展状况能够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然而,正如激进转轨国家的经验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私有化本身并不会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这些企业进入了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选择了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Lin and Yao 2001)ee(1994)以及Dayal-Gulati和Husain(2000)强调了不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量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不过,这些研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的决定因素并没有给出深入的分析。Young(2000)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加大的关键,因为地区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但是,地区市场分割和保护政策本身还是一个内生的结果,地区分割政策是发展战略作用之下形成的 (林毅夫等1994)。
另外的一些研究(Démurger et al., 2001;Fleisher and Chen 1997)将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和/或地理因素,这些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同时,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但是,正如后面将要指出的那样,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水平并不亚于东部地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里。如果倾斜的投资政策是导致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那么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之前中西部地区得到了大量投资却没有缩小和东部省区市发展水平差距的事实。
图1(a): 1978-200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人均和劳均GDP变异系数
图1(b): 1978-200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人均和劳均GDP基尼系数
说 明:图1(a)和(b)中涉及到的GDP均以1978年价格衡量。图1(a)中的变异系数的定义是有关指标的标准差除以均值;图1(b)中的基尼系数是根据Lorenz曲线的原理得来的。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和各省区市统计年鉴资料整理而来。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实现赶超战略目标,政府就要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各种各样的扶持措施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制约了这些省区的资本积累速度,也制约了这些省区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中西部省区没有充分摆脱赶超战略的影响,因而其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就差。为此,应该按照市场信号的引导,对赶超战略之下形成的存量要素配置结构重新进行调整,以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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