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和藏书.docVIP

我的读书与藏书（李幼蒸） 文章的题目，不免会引生误解，好象我是一位藏书家似的。我的万册左右藏书和前辈学者动辄数万册、一二十万册的规模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中国历史上好书、藏书的文人雅士，不计其数。我曾于文革期间通过私人关系参观过天一阁，对古代读书人以毕生财力集书、传书的高尚志趣，非常欣赏。但那个时代已与吾辈毫无关系了。现时代中国的大读书家、大藏书家也所在多有，如郑振铎、顾颉刚等。实际上，前辈文人以数万册藏书毕生自随者，比比皆是。他们家学渊源，自幼读书、爱书、著书，精神志业皆在图书。我则自幼并无类似环境，年轻时甚至于并不知悉近世江浙书香门第子弟受学、治学之习俗。对我来说，那时还不是有无能力集书的问题，而是尚无何谓爱书、集书的观念。但是，其后，随着读书经验的增加，自然而然地，我就开始积存起书来了。现将一生因读书为学而存书的经历简述于下，以博电脑时代青年一哂。 ～中学时代 由于我自幼至长皆与“学校”格格不入，不知为何要来学校“学习”，亦不知正规读书为何事。如果生于古代，我也一定不会认真于科举。我和书结缘，既非由于学校，也非由于家庭，而是由于自己生活兴趣的自然发展。应当说，是渐渐增长的求知欲，刺激了我注意到知识的“来源”----“书籍”。学生时代，自小学至大学，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身边通过节省生活费购买的少量图书，应该属于当时最喜爱之列，包括外国漫画、影刊和翻译小说（1949年在上海）。高中以来，随z着判断和选择意识的增进，我的小书库，稍有可观，主要是俄国翻译小说和俄国文学批评之类。当时藏书的意识，固然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但也与习惯和想法有关。因为我自进入中学后逐年增加的读书兴趣，几乎全是通过图书馆借阅的方式来满足的。想读书，就去图书馆。藏书和读书之间，尚无什么联系。 我在天津上燕达小学和北京上育英初中这两三年间，曾经有过一段“乱读书”的经历，也就是一段“雅俗共赏”的阶段。实际上，早在四十年代末在南京上新生小学学会读小说时起，我就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二分法观念：雅与俗。这是一种可遍及一切生活趣味的心理倾向：在一切“爱好”中区分高与低。在杨将军巷巷口租借的武侠小人书，应入“俗类”，侠隐记等洋小说则属“雅类”。1949至1950年间在天津姨母家与表哥田少然共居一室时，却突然接触到大批言情和武侠小说，如《侠骨柔情》之类。（表哥据说后来任学校体育教员时因“犯错误”而生活潦倒，其实我还很想念那一年相居的日子）这可能是我那一年的主要读物，对我影响不小。我于1950-1951在育英住校读书期间，逢周末回珠市口惠中饭店召招待所前，有时会先去前门租书店租借这类小说，并将不宜带回家中的言情小说，在西河沿河边找个僻静处一口气读完还掉后才回家。那一两年可以和家人共享的小说中最喜爱者为《唐祝文周四杰传》和王度庐“言情武侠”系列。（那时我极迷恋王度庐之“晚清情调”，却对同时代名气更大的还珠楼主武侠书毫无兴趣。我想不是由于年龄关系而是由于趣味关系，后来我对五十年代以来港台商业社会的武侠小说也毫无兴趣）这些书大概是妹妹从同学家借来的。不知如何我竟自行购置了一套《四杰传》，可见我年少时已能“欣赏”唐伯虎和秋香“调情式”的情爱故事。尽管我仍明确将传统“才子佳人”式小说归入俗类，而这个俗类的故事竟不觉间一直为我喜爱，遂可成为我于70年代末初“文化解禁”时，突然不能自已地一遍一遍走进放映“三笑”的电影院里去的“少年情结”之根源。 ～1959-1977家居时期 自1959年从大学退学后，我才对搜集书籍有了积极意念。我当时从家中领到的20元月钱里，有5元算是零用钱。其中除去理发、洗澡的几角钱外，剩余的即用来购书。这种安排不过延续了一年左右就终止了，因为“三年灾害”很快到来，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完全改变了，那时不是买书的问题，而成了卖书的问题。不过，1959-1960这一年，应该算是我的购书史真正开始的一年。不仅因为这一年我开始买过比以前多得多的书，而且买书开始与读书“挂钩”了。此时的“读书”，也开始与以前的读书行为完全不同。如果以前，从小到大，我仅只是为enjoyment而泛读（虽然我的“课外阅读”时间一定超过课内时间，因为我经常在上课时看小说，直到高三都如此），从1959年起，读书的“脑筋”，自动地“换了一挡”：不仅从此以后是为研习而读书，而且是有了明确的“计划”；也就是，读书行为被纳入了自己制定的研习程序之内。这并不是说我那时有富裕的钱购书，我购书一直都是设法“从无变有”。那一年，正是我热中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之时。我的读书纳入了程序性阶段，就是说读什么、读多少、先后次序，自己都制定了计划。在一个月只有4元钱购书的年月，我能有什么“藏书”意识呢？但那时又为什么会去购书呢？既然北京图书馆的“书海”几百辈子都读不完！购书开始不是为了“喜爱”（喜爱的书只能存在图书馆，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