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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学院朱教授探讨如何开展科学的法治评估 　　法治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概念，控制滥用权力，强调规则之治，保障基本权利，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全等，都是法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一系列的过程中。通过法治指标评估法治状况，必然是多向度的，既可以在体现法治的各个环节的层次上进行，也可以在法治体系层次上进行。如何开展科学的法治评估，是当前一项重大的课题。 法治评估的前提 　　法治指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指标，通过可以量化的数据描述和评价法治状况，判断所研究的现象从何处来，现处在何处，正在向何处去。法治建设指标可以为法治建设设定指数化的目标，评价某项法治计划的进展和与差距，实现法治建设的指标化管理。通过法治指标开展科学的法治评估，是一个可行的路径。 　　通过国内外的实践可以看到，法治评估绝不是简单地对法治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数量化处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处在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法治评估的可能性问题。就世界范围而言，如何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人口几亿、十几亿的大国与一个城市国家、一个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的国家与一个处在快速变革的发展阶段的国家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评估它们的法律制度？就一个国家而言，在处理有着不同经济、文化、民族背景的地区之间，除了全国性的法律制度之外，地区性的法律制度的差别非常明显，在一些发达地区，拥有大量的正规化的法律资源，法官、检察官、律师，而在一些边远地区，法律资源短缺，同样的争端不是通过正规的法律制度而是通过习惯、人民调解以及基层法律服务解决。因此，我们并不能只靠正规法律资源的多寡来评价它们的法治状况。 　　由于法治是一个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的概念，普遍性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法治评估的基础，如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没有共同性，就不可比，法治评估就没有任何意义。问题在于什么是普遍性、共同性？不能把按照某种特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看作是普适性的法治模式，其他法律制度只能按照这一模式来衡量优劣。法治特殊性是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制度受到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社会结构限制的特征，很难想象各个不同社会发展背景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都是按照同一模式建立起来的。如何解决好法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法治评估是否科学、能否成功的关键。 　　基于上述考虑，必须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作类型化的处理，把它们按照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特点分为不同的类型，对同一类型的国家或地区的法治状况进行评估。而不是不分类型，不管社会发展条件，简单地按照某种形式要件做全球或全国的法治排名。 　　值得注意的是，法治评估是一个西方把持话语权的领域。按照西方的法治标准，凡属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评估的分值都很高，而非西方国家西化程度越高法治评估的分值越高。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虽然我们在法治发展中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懈努力，毕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道路。法治评估的话语权，关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中国学者应该有信心和能力，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 法治评估的内容 　　法治评估的内容是法治。在这方面的内容设计上，既要考虑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出发点，又要考虑国际的学术传统，考虑国际法学界有较广泛共识的法治理论。 　　近年来，通过法治指标的法治评估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银行对全球治理的评估，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关于法治指标的设计，都涉及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将它们按照一定的标准指数化，评估它们法治领域的差异。其中，世界正义工程提出的法治指标，包括9个一级指标，即有限的政府权力、没有腐败、秩序与安全、基本权利、规章执行（行政执法）、民事司法、刑事司法、非正式司法。这些指标包含了法治的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如对公权力的限制，对人权的保护，对社会秩序的保障和公正司法等。但是，这些指标也具有明显的西方色彩，比如是否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司法独立等都反映了西方法治理念。 　　中国法治评估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国法治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思路，我国法治指标体系应包括五个基本方面即5个一级指标：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其中法律规范体系是反映法治体系的规范基础的指标，主要考察有法可依的程度，包括立法完备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等方面，它们是构成法律规范体系完备性的基本要素。法治实施体系是反映法治体系实际运行状况的指标，考察在法律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