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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鹅湖之会”看科学争论 蔡建雄 32220122204268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工程系 宋淳熙二年（1175年）（另有宋淳熙三年的说法）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会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1] 朱陆分歧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自有专家评定其得失。抛开朱、陆的学术观点不谈，只以一次科学争论来看待此次“鹅湖之会”，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不一样的光辉。 俗语曰：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世界科学史上出现过许多次重要的科学争论，经过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之间的科学争论，对科学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光究竟是什么？ 17世纪以来关于光的本质的认识的大争论，总共包括了四次波动学说与微粒学说的交锋，其中包括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与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的交锋。1672年，牛顿发表了《关于光和颜色的理论》提出了光的微粒说，认为???是由微粒形成的，并且走的是最快速的直线运动路径，认为光的复合和分解和不同颜色微粒混合在一起又被分开一样。1678年，惠更斯在法国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反对了牛顿的光的微粒说，他指出，如果光是微粒性的，那么光在交叉时就会因发生碰撞而改变方向，但当时并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而且用微粒说解释折射现象，得到的结果与实验相矛盾。此后于1690年出版《光论》，正式提出了波动说，建立了惠更斯原理。而牛顿反对惠更斯的理由是：如果光是一种波，它应该同声波一样可以绕过障碍物，不会产生影子；冰洲石的双折射现象说明光在不同的边上有不同的性质，而波动说无法解释其原因。之后，菲涅耳和托马斯·杨分别成为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主要旗手，继续这一问题的争论。 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之争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至二十世纪初以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的波粒二象性告终，前后共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牛顿、惠更斯、托马斯·杨、菲涅耳等多位著名的科学家成为这一论战双方的主辩手。正是他们的努力揭开了遮盖在“光的本质”外面那层扑朔迷离的面纱。跨世纪的争论引出了量子力学的诞生，它是描述微观世界结构、运动与变化规律的物理科学，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飞跃，引发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的现代文明，从电脑、电视、手机到核能、航天、生物技术，几乎没有哪个领域不依赖于量子论。 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与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在俗教士尼达姆“生命之谜”的争论；十九世纪，达尔文的“斗兽”赫胥黎与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关于进化论的争论；英国科学家开尔文勋爵与赫胥黎关于地球年龄的争论；美国古生物学家科普与考古教授马什关于恐龙化石的争论；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肯尼亚工作的英国人类学家利基与美国青年学者约翰逊关于人与猿“何时揖别”的争论；澳大利亚默默无闻的人类学教授弗里德向文化人类学泰斗米德发起的人类行为探索的挑战。每一次科学争论，都为科学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和新鲜的血液。没有学者、学派之间的争鸣，就没有学术的繁荣，科学的发展。 科学争论需要学者有挑战权威的勇气。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和“批林批孔”之后的中国人，不再对儒家学说毕恭毕敬，将其奉为高高在上的“经典”。然而，中国人骨子里仍然残留了挥之不去的“尊卑观念”，表现在治学态度上就是盲从权威，不敢有自己的观点、态度。诚如周光召先生所言：“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 牛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知名度最高，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有数的几位科学家之一，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全才”。当年牛顿的名气已经非常大，惠更斯不盲从牛顿的观点已经很了不起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大胆的公开反对牛顿的微粒说，并且提出自己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