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点校《崖州志》得到的启示.docVIP

海南史志，1992（4），海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从郭沫若点校《崖州志》得到的启示 周德光 现行版《崖州志》是1962年经郭沫若同志点校后重印的。郭老当时担任着国家领导职务，内外公务丛脞。为了一部县志的重印，不顾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不佳，放弃休假，劳心瘁力于天涯海角，其精神足可昭示千载!郭老的点校工作，在方志理论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教益；在修志实践方面，又为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下面是我吟人亲闻索见之史实和所得之感受，作为对郭老诞辰100周年的纪念。 (一)学习郭老高度重视地方史志工作的精神，热爱本职，善始善终，出色完成修志任务。现存《崖州志》系清光绪二十六庚子(1900)五月在州牧钟元棣任内所开局纂修。民国3年甲寅(1914)由崖州前清举人郑绍材、廪生孟继渊等协力筹款，铅印成书。 当时只印l 0 O套，“分饷州人”。全书共22卷，分订为10册。由于印数太少，几经兵乱战火之焚失，以及气候潮湿、蠹鱼白蚁之侵害，至解放初期，当地有的少量存书已多属残缺不全。1953年1月，崖县进行土地改革。在反霸斗争中，发现崖五区佛老村(今属乐东县黄流镇)地主邢国玺家藏书一套，比较完好。参加斗争的农民，拟把它作为旧书随便处理掉。幸有中共崖县委副书记陈国风在场，因指示妥加保护，派机要交通员送回县委保密室封存。在同一个月份，在四区十所村(今属乐东县九所镇)孟继渊的后人家中也觅得另外几册残本，均一并带回县委归档。这就是今天仍然珍藏于市委档案馆的13册《崖州志》原版书。 1962年1月，郭沫若同志第二次来崖县考察，住鹿回头椰庄招待所。县委派人将《崖州志》送给郭老翻阅。他老人家十分高兴，认为此书“在地方志书中尚属佳制”，因应县委之请求，将原书全面点校。县委也同时成立“重印《崖州志》领导小组”，由地方财政拨款1．2万元，将郭老点校本送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王匡等的关怀支持下，1963年4月发行第一版，第一次印书3840册。其格式模仿古本线装，采用直排，繁体字印刷。“十年动乱”中，新版《崖州志》被作为“大毒草”批判，全面搜抄焚烧，劫火幸存者“百无一二”。1988年7月，三亚市政府再拨款3．5万元，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改直排为横排，采用简体字印刷，再印5000册，广为发行。 回想1962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极左思潮已开始泛滥。那时，象《崖州志》此类“旧书”，连阅读也触犯禁条，更遑论乎重印!幸而有郭老的“慨然”一诺，终能冲破种种阻力，几经周折，竟此全功。距此书重印发行仅两年多时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崖县两位县委书记胡辰祥和董早冬(两人均为中共自治州委副书记兼崖县委书记)均被以《崖州志》重印一案，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名“彻底打倒”，受尽残酷迫害。近些时，我在修志工作的余暇，偶或扪心沉思，觉得这几十年间，《崖州志》经历的惊风骇浪，直如恶梦。如果1953年没有县委副书记陈国风(后任县委书记)出面抢救，则县委档案馆不可能保存此书，郭老也无此偶然翻阅之便，当然也谈不上亲笔点校。如果没有胡辰祥、董早冬等两位县委书记敢为众人先，承担了天大的风险，则此书的重印，无人牵头负责。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郭老这样的崇高威望，没有经过他的亲笔点校，并且积极关心和支持重版工作，则处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此书不可能获准重印。即使重印了，也会中途发生麻烦，而且，不可能有今天这样高的质量。郭老点校《崖州志》，继往开来，功不可没。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十多年了。抚今追昔，物是人非。我每每披览市档案馆珍藏的点校本，凝视郭老的手迹，不禁百感交集，涕零满面。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在史志工作领域中前人所经过的路程，何其艰难曲折!当今幸值盛世修志，百年机会难逢。吾辈务必珍惜如此大好时机，努力编写出高质量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来者的社会主义新志书。 (二)牢记郭老的教导，继承前人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搞好新时期方志工作。郭老在《序重印(崖州志)》中指出：原书“颇有史料价值”，“阅及此书，对于地方掌故，获得知识不少”。他又在县委写的《重印说明》一文中，亲笔添加一段文字：“历年上级领导与海外人士常来视察或修养，每索志书阅读，因此，《崖州志》遂有重刊之必要。”在这里，老人家把地方志书的“存史、资政”作用，说得非常明白。其实，在郭老之前或其后曾来崖县(三亚市)考察的国家领导人、军队将帅和各界著名人士，包括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邓子恢、李维汉、茅盾等同志都曾亲自索阅县委档案室藏存的旧版《崖州志》。可见郭老提出的上述观点，既有理论高度，也为实践所证明。 郭老还说：“地方志书，旧者应力加保存，而新者则有待于撰述”。他在给崖县委的信中，要求《崖州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