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对园林空间种植文化的影响.docVIP

佛教思想在文学中的表现 一、深深影响了文学并深深侵润在文学中的佛教思想有： 1、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性空。所谓“空”，其实是大乘中观学派提出来的消除部派学者对“法”的执著的对治的概念，“性”即事物的本性。“性”、“空”合起来就是从事物的最本原上来看，现在存在的一切物相都是转瞬即逝的，不可能永恒存在。 2、对人生本质的认识：苦恼。 3、对存在本质的认识：无常。历朝历代中表达世事无常的作品数量极多，也能及其深刻地感触人情。 4、对生命形式的认识：轮回。中国文化观念中对轮回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文学作品中多出现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5、对命运本质的认识：因果。佛教用三世因果业将命运的本质阐释的清清楚楚，文学自觉地承担了这种表达功能，诸如《冥祥记》、《神异记》等无不是以体现因果报应为主。 6、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无我。 7、对生命理想的认识：解脱。获得身心的安顿永远是人类的最高精神追求，很多的文学作品都在表现人物以追求生命解脱为终生的事业。 8、对生命境界的认识：涅槃。涅槃是佛教思想中解脱的最高境界，是人类追求永恒和完美的具体表现。 9、对生命活动的认识：修行。修行是佛教完整的解脱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二、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说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现实的想像力，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宋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园地。如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译文宏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陀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传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记文学。《大方广佛华严经》和《佛所行赞经》这两部佛经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的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发展。佛教经典重视形式上的布局和结构，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普曜经》等是佛教长篇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感人，人物构思缜密，对后来的长篇故事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须赖经》等是小说体作品，《维摩诘所说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些形式、体裁在中国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上述佛典的译出，对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曲的产生和繁荣，有着启迪、鼓舞和推动的作用。佛教经典在宣讲教义之时，常使用通俗易懂的譬喻体，即以丰富的故事情节展现有关宇宙人生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如南齐求那毗地所译出《百喻经》二卷，列举譬喻故事98条，就是一部文笔朴素、情景感人的文学作品。当年鲁迅先生曾把它当作中国思想史上的资料进行研究，从中吸收有益的成份，并捐款刻印，广泛流通。从文学史上看，譬喻体文学的译出，对我国后世的寓言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佛教推动音韵学和律体诗及诗歌的产生和发展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巨大，如伴随着佛教而传入的印度声明论，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中国古代也注重诗歌的音节及声律的探讨，魏李登就曾作过韵书《声类》（已佚），但并没有形成一定的音韵学规则。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批善声水门和审音文交，曾在一起研究过音韵学。齐梁时代文学家沈约、王融和周颙等文士，在佛教《涅槃经》等梵声学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词的格律。沈约等人发明声律论，既吸取了我国古代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直接受到了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沈约所撰《四声谱》（已佚）提出八病之说，强调作诗应避开八种音律上的弊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有违格律的过失。沈约一派诗人创伤的诗歌，体裁短小，十分重视声律，史称“永明体”。“永明体”标示着我国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使中国的诗歌更加注重格律和音节的美学化，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中国诗坛在魏代中期以来，玄学思想成为诗歌的主旋律，即所谓的“玄言诗”。在东晋时代，佛教般若学广泛流传，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而无所得的思潮给当时诗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