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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阿多诺“畏难心理” 　　去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专题论集。论集由三辑论文和两组附录组成，收录了我在2003―2014年写出的16篇文章（正文）、两封书信（附录一）和翻译的三篇译文（附录二）。全书将近45万字，看上去还算是有点模样 想出这样一本书的念头其实已有些年头了。记得做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我细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Martin Jay）的《辩证的想象》（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中译本改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史》）一书，也大致读过他的《永久的流亡》（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前者是专著，出版于1973年；后者是论文集，1985年才面世。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不能向杰伊教授学习，也各出一本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呢？ 后来，专著《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出版了，出另一本专题论集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起来。但那时候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当时能拿出手的文章只有三四篇，离一本书的规模还差得很远。我也想多写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让这一天早日到来，但实际情况是，我既腾不出大块时间潜心琢磨，写作的速度也明显放慢了。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看到自己的这一堆东西结集面世，很是感慨：“感慨的原因之一是觉得惭愧。如果我一门心思在法兰克福学派处用功，应该不是目前的这个样子。但我却没有固守于此，而是一会儿中，一会儿西，骑着骆驼赶着鸡。加上心血来潮时写散文，不吐不快时写时评，致使整个写作乱糟糟的――群莺乱飞，乱红成阵。不能说这种四面出击毫无成效，但是，不成体统却也是明摆着的事情。”这种“感慨”和“惭愧”并非例行公事，而确实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真实写照。记得博士刚毕业那几年，我还血气方刚，豪情万丈，想着要继续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换种角度把我博士论文中写过的几位人物再琢磨一遍，而重点则是阿多诺。于是后来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我依然保留着不时去“国图”踅摸的习惯。而每次去都路不空行，车篓子里放着的往往是几本与阿多诺或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英文书，不是还就是借。这些书我大都来不及认真阅读，但我把它们都复印下来了。我想留作资料，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铺路搭桥 但这种研究似乎从来也没有大面积铺开过，而是变成了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因为我不得不做起了另一些课题。记得2006年前后，大约有将近一年，我完全沉浸在存在主义与萨特的世界里，那便是在帮人做课题。前几年有段子戏改古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做课题”；“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做课题”。我当时大概就是这种处境。做课题自然也有种种窍门，比较水的做法是串一串资料，写出点不疼不痒的东西，交差了事。但我却动了真格的：不但把萨特与存在主义的汉译资料一网打尽，而且还复印了一堆英文资料。这么个做法，一方面是我不忍心敷衍；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杂念。萨特的存在主义一直不入阿多诺的法眼，于是把萨特、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捆在一起，批而判之，就成了阿多诺的惯常思路。但萨特的“介入”理论究竟该如何理解？为什么阿多诺一直拿他是问？同为知识分子，阿多诺与萨特的思路为什么大不相同？类似这样的问题常在我心头挥之不去。这样，我就想着借做课题之机，先把萨特琢磨个底儿掉，然后再返回来琢磨阿多诺的“批萨”之旅。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并没有进入我的研究规划之中 没有进入规划的原因是我又跑到另一课题上了。记得我博士刚毕业时，陶东风教授便在我们的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持了一个重大课题：“文化研究：当下中国文化及其对策研究。”他邀我参加，并让我负责“媒介文化研究”的子课题。在拖延了五年之后，我终于在他的催促声中上路了。这个课题还没做成个样子，当时健在的童庆炳先生又命我主持另一个基地课题：“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嬗变。”于是我又拉起一哨人马，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在这种课题的轮番轰炸中，我终于逐渐游离开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块的研究曾经是我的主业，后来却越来越变成了副业 从主业变为副业，课题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在后记中提到过“畏难心理”，这也是实情。《否定的辩证法》的英译者阿什顿曾经说过：“为了详详细细地追循阿多诺的思想线索，你需要几乎完全了解康德、完全了解黑格尔，并从内心深处――不单是用心――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外，你还应该对各个领域的现代人物有可靠的认识，如柏格森、胡塞尔、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