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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我们为文字苦恼，我们这些作家，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影响力，愈普遍，就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在或以为我们已经住在那些其他房间，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充满精神涵义的容量，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于是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关闭。 例如，我们所说的“和平”是指什么？是指没有斗争吗？是指遗忘吗？是指原谅吗？或是指一种无比的倦意、一种疲劳、一种积怨的彻底排泄？ 我觉得，大多数人所说的“和平”，是指胜利。胜利在他们那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和平”；而对其他人来说，和平则是指失败。 原则上，和平是大家所渴望的，但是，如是和平需要放弃合法权利，如是这种不可接受的观念为大家所接受，那么最貌似有理的做法将是诉诸少于全部手段的战争。这样一来，呼吁和平就会让人觉得如果不是欺骗性的，也肯定是不成熟的。和平变成一个人们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居住的空间。和平必须再移居，再开拓殖民地…… 而我们所说的“荣誉”又是指什么呢？ 荣誉作为检验个人行为的严厉标准，似乎已发球某个遥远的年代。但是授予荣誉的习惯——讨好我们自己和讨好彼此——却继续盛行。 授予某个荣誉，意味着确认某个被视为获普遍认同的标准。接受一个荣誉意味着片刻相信这是一个人应得的。（一个人最应说的合乎礼仪的话，是自己配不上。）拒绝人家给予的荣誉，则似乎是粗鲁、孤僻和虚伪的。 通过历年来选择授予哪些人，一个奖会积累荣誉——以及积累授予荣誉的能力。 不妨根据这个标准，考虑一下其名字备受争议的“耶路撒冷奖”，它在相对短的历史中，曾授予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最好的作家。虽然根据任何明显的标准，这个奖都是一个文学奖，但它却不叫做“耶路撒冷文学奖”，而叫做“耶路撒冷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奖”。 获得这个奖的所有作家都曾真正致力于“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吗？这就是他们——我现在必须说“我们”——的共同点吗？ 我不这样想。 他们代表着一个覆盖面很大的政治意见的领域，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些人几乎未曾碰过这些“大字”：自由、个人、社会…… 但是，一个作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作家是什么。 作家们——我指是文学界的成员们——是坚守个人视域的象征，也是个人视域的必要性的象征。 我更愿意把“个人”当成形容词来使用，而不是名词。 我们的时代对“个人”的无休止的宣传，在我看来似乎颇值得怀疑，因为“个性”本身已愈来愈变成自私的同义词。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赞扬“个性”和“自由”，是有其既得利益的。“个性”和“自由”可能只不过是意味着无限扩大自我的权利，以及逛商店、采购、花钱、消费、丢弃过时东西的自由。 我不相信在自我的培养中存在任何固有的价值。我还觉得，任何文化（就这个词的规范意义而言）都有一个利他主义的标准，一个关心别人的标准。我倒是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价值，也即扩大我们对一个人类生命应是什么的认识。如果文学作为一个计划吸引了我（先是读者，继而是作家），那是因为它扩大我对别的自我、别的范围、别的梦想、别的文字、别的关注领域的同情。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的创造者，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反复思考者。各种理念牵动我。但长篇小说不是由理念而是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的各种形式。表述的各种形式。我未有形式之前，脑中是没有故事的。（诚如纳博科夫所言：“事物的样式先于事物。”）还有——不言明或默认——长篇小说是由作家对文学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的认识构成的。 每个作家的作品，每种文学行为，都是或等于是对文学本身的阐述。捍卫文学已成为作家的主要题材之一。但是，诚如王尔德所说，“艺术中的真实是，其对立面也同样真实。”我想套用王尔德这句话说：文学的真实是，其反面也同样真实。 因此，文学——我是用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单是描述性的说法——是自觉、怀疑、顾忌、挑剔。它还是——再次，既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又是描述性的说法——歌唱、自发、颂扬、祝福。 有关文学的各种理念——与有关譬如爱的理念不同——几乎问题在对别人的理念作出反应时才提出来。它们是反应性的理念。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这个印象，也即你们——或大多数人——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想让出一个空间，给一种更大的热情或不同的实践。理念发出许可——而我想许可一种不同的感情或实践。于国内译文不能概全，国外网页上找不到一篇 我说这而你们说那，不仅因为作家们有时是专业抬杠者。不仅要纠正难以避免的不平衡或一边倒或任何具有制度性质的实践——文学也是一种制度——还因为文学是一种根植于各种素来爱反驳的强烈愿望的实践。 我的观点是，对文学作出任何单一的定义，都是不真实的——也即简化的；只不过爱争辩罢了。要真实地谈文学，就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