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体上访中的“选择性激励”论文.docVIP

　　农民集体上访中的“选择性激励”论文 .freel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他指出：“能有效地代表大量个人的组织的出现需要应用‘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来抑制搭便车行为。”7（p374）个人是否自愿加入利益集团，不仅取决于这些组织提供给所有成员的集体利益，也取决于它们是否以多种利益形式对参加者予以个人化激励，以及以缴纳费用、罚款和其他个人化制裁形式所实施的惩罚。7（p19）因为尽管成员们对获得集团利益有共同兴趣，却都希望别人承担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一般总能得到集团提供的利益。8（p18）所以，“对一个完全依赖于其成员的自愿参与和捐款的利益集团来说，这个组织刚开始会有大量的个人参加；并且在最初的几次集会上会有大量的捐款。随后，参加者和捐款数量会不断减少，直至该组织萎缩为只有献身于‘事业’的活动家组成的‘硬核’，或者完全失败。”7（p376）除物质上的奖励和制裁外，“社会制裁和社会奖励也是‘选择性激励’。不服从的人受到排斥，合作的个人被邀请参加特权小集团。”8（p71）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可视为对个人的社会奖励。社会制裁则可以表现为社会压力（特别是舆论压力）、人际关系紧张、声望下降等。 二、 “选择性激励”在农民集体上访中的体现 下面拟结合4 个案例分析农民的集体上访中“选择性激励”的作用，包括： （1）案例一：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提供的关于四川省平县大河电站冲刷区农民上访的材料。大河电站建成于1978年，归地区行署管辖。电站建成后，冲刷和淹没的土地涉及四个乡镇，引起农民持续的联合上访，要求给予补偿。1982年以后，上访逐渐升级，组织化水平越来越高。3 （2）案例二：于建嵘在《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一文中提供的关于湖南省衡阳县（即H县）农民上访的材料。自1992年起，衡阳县20多个乡镇的一些农民因负担过重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多次上访县、市、省和中央，并逐渐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减负上访骨干队伍，其中被称为“减负上访代表”的核心人员有80多人。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依据中央和省政府的有关政策组织并带领农民对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土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6 （3）案例三：郭正林在《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一文中提供的关于湖南省李家湾农民上访的材料。1987年李家湾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乡政府同村里签订了土地款入股合同，将5.6万元土地征购款转移到了乡政府。乡政府用从各村筹集的资金建了一栋商业大楼。1991年，乡政府变卖大楼，得款300万。按合同规定，李家湾村应分得本利10万元，但乡政府拒绝履行合同。村民开始集体上访。4 （4）案例四：阿古智子在《从“上访”的“暧昧性”看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利益和秩序》一文中提供的关于内蒙古赤石村农民上访的材料。上访的焦点是非法采伐公有林、村干部挪用公款、税费征收不合理、农业承包中的欺诈行为、救济粮发放不公等。9 1. 分摊上访费用，均分上访收益 农民集体上访的经费主要来自参与者个人自费、自发集资、捐款、村组集体的“小金库”等等。4（p126） 在案例一中，上访经费“一个来源是上5组的群众集资，另一个是电石厂（为上访移民接管）的剩余资金或物资折价款”。3（p207）通过长期有组织的集体上访，移民从国家一次次的“开口子”中获得了几十万元的补偿。 在案例三中，李家湾村民“大家一致同意每个村民分摊25块钱，并在上访信上一连按下100多个手印”，约定讨回被乡政府占用的10万多元征地款后，每家分得1400块。4（pp.116~118） 2. 对上访代表的奖励 （1） 物质奖励 物质奖励，主要指经济上的补偿。如在案例一中，“上访代表的旅差费实报实销；上访代表一切误工补贴，暂按每天2元补助；召开代表会议，代表每天按1.2元补助；因上访造成的经济损失一概予以赔偿”。3（p206） 物质奖励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形式。如在案例二中，“在减负上访代表洪阿斌服刑期间，他的妻女得到了四乡八邻的关照……一次下着大雨，一位与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农民从十几公里外的地方赶来帮助他家修理房顶”。6（p3） （2） 社会奖励 社会奖励主要表现为对上访代表的尊重和保护。如在案例一中，移民上访中流传着一句话：“带头打官司2的要整死，广大的灾民要饿死”。也就是说，像许老师这样带头“打官司”的挨了整，群众的口粮就不会得到保证。保护许老师不受政府的伤害，也就是移民在为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战。3（p409） 又如在案例二中，“减负上访代表受到了农民普遍尊重。对这一点，‘减负上访代表’有切身感受。他们都非常肯定地认为，由于参加了减负活动，自己到农民家里受到了欢迎，政治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当这些‘减负上访代表’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打击时，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