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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转型前夜的中华文明 第一节 短暂的元朝统治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 一、“蒙汉杂糅”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落后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政权兴起后，迂回曲折的汉化历程，几乎贯穿了全部蒙元时期的历史进程。采行汉法与保存蒙古旧制，这是加强与稳定蒙古贵族统治的两大政治杠杆，新王朝的创制立法，都是从这两方面根据实际需要而加以损益、糅合的。这种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二元性，既沿袭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又保留了大量的蒙古旧制，其中贯穿了民族特权与民族歧视的特色，成为区别于传统的汉族王朝的基本特点。 第一，基本上保存、沿袭蒙古的旧有制度。这些蒙古旧制并不构成单独的系统，但在各自的领域内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蒙古贵族的特权和实际利益。 第二，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及相应的制度。虽然名义上是采行汉法，但实际上元初各项制度的制定基本上是直接照搬金朝之制。中央官制实行行政、军事与监察三权分立，以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为最高统治机构。其余重要的中央机构，虽有一些属于元代新设，但大部分都能在金代找到其原型。为了确保蒙古统治者能有效控制与监督，在人事、制度等方面又规定了一系列贯彻民族特权的具体制度与措施，使民族压迫这一基本国策贯彻到所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管理的各个方面。 第三，在某些领域或地区，汉制与蒙古旧制并行，因族而分，因俗而治。如宫廷的礼制、民间的服饰及刑法等。 二、地方行政制度 元初，以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地方则设置十路宣抚司为最高行政机构。同时，经常授中书省宰臣以“行某处中书省事”头衔，出外行使中书省职权。因事设官，事已则罢，没有固定的治所和辖区。随着各处行省的设置渐趋稳定，至元二十三年（1286）更定行省官制，行省长官不再系中书省相衔，行省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行政机构。通常所说的元代行省主要有十个：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此外，元朝于高丽设征东行省，属于半独立机构，性质与其他十个行省不同。邻近首都大都的地区，包括今山东、山西、河北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被称为“腹里”，直接隶属于中书省。吐蕃、畏兀儿地区则分别由宣政院、大都护府统领。 行省制度的创行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的重大变革。省的名称一直沿用到当代。元代以前各朝代的地方行政体制，无论是两级制还是三级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中央与地方行政区之间空当过大的缺陷。而元代行省既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本身又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特点，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空当，使全国的行政体制基本上做到了上下结合、浑然一体。 行省的权力很大，地方军政大权基本都掌握在行省手中，表现出与隋唐以来地方权力逐渐削弱趋势的某种不协调。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适应当时形势的较为有效的措施。元代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巩固地方统治成为比加强中央集权更加迫切的任务。为此，各地军、政两方面必须密切合作，以便遇事能够迅速作出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行省就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核心。 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有路、府、州、县四等，其设置存在混乱之处。路直属于省。府有两类：一类直属于省，与路平级；一类隶属于路。州也有两类：一类直属于省，与路、直隶府平级；一类则隶属于路和直隶府。大体说来，省为地方一级行政区，路为二级行政区。府与州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是二级行政区，有时是三级行政区。中间层级虽然混乱，但省与县两级基本稳定，因此地方行政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到明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省、府（州）、县三级行政制度。 三、空前发展的戏曲 元代堪称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杂剧、散曲、南戏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后世通常将元代戏曲与唐诗、宋词并称，凸现了元代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后人评价元曲“文而不晦，俗而不俚”，“明白如话”，充分肯定了其艺术风格以自然本色为主流这一特点。 元杂剧是13世纪前半叶以来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融合宋金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而形成的戏曲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词曲和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元杂剧以中国北方流行的曲调演唱，因而也称北曲或北杂剧。 元杂剧先在中国北方流行，元灭南宋后，逐渐流传到南方地区。以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为界，元杂剧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经济上，元代城镇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由于传统的诗词歌赋无法满足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需求，于是戏剧这种富于观赏性的文艺形式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起来。 政治上，元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给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