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音符旅程.docVIP

罗大佑：音符旅程 距写此文时年长了十四岁，但对音乐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作者注 我记得非常清楚，小时候夏天下午睡午觉时，阳光透过木窗洒在似睡非睡的榻榻米上的我的身旁，外祖母躺在另一端。她也许睡着了，但她手里的纸扇则永远是轻轻、悄悄的、 慢慢的摇晃着；外头传来的树上蝉的叫声有时单一孤只，有时又逐渐回旋成整个外头世界的嘈杂。但不论阳光、纸扇、蝉鸣以及电风扇在那样的下午做出什么样的表示，最有劲的还是祖母小型收音机内歌仔戏持续的唱腔。我实在也不懂那个女人在那么小的收音机内到底唱些什么，但她似乎很不开心，但声音永远是那么宏亮，像是她有说不完的话或是表达不完的情绪，要告诉所有的人。记忆中好像永远是那个女的，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力分辨她们的声音之间的不同，要么就是她们实在唱得太像了。唱腔虽然悲哀，但有一种永久绵延不尽的生命力；这样的声音似乎已经变成外祖母脸上表情内的某些皱纹，刻划成很深的一道道的记忆。有时候，即使外祖母回台南去不在家的时候，偶尔你还是会听见隔壁的收音机内传来那种一模一样的声音。那个女人的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得到：她也像个童年的身影般，永远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我。那个声音我并不喜欢，也不讨厌，反正有没有它我都无所谓，而且它也不会对任何事情造成妨碍；何况外祖母是个很怕打扰别人的人，她总是把音量开到恰好的小声，恰好到只有在沉寂的午睡的那一段时间，那个女人的声音才变得清晰可闻。我永远不晓得外婆在听这样的声音时，她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快乐？悲哀？一定都不是。你从她偶尔叫你去买包“新乐园”的语气或在母亲的说话中插句嘴时，都可以知道她的心情完全不受那个收音机内女人的声音的干扰的。但是她可需要那个声音。她那么准时的收听那个声音就像她睡觉需要那个硬梆梆的枕头一样，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它们。外祖母手上带着一个细环状的金戒指，手腕上则有一个绿色的玉镯。她总是清晨一大早起来梳理她的头发，然后盘成一个髻。每天。她过世已经五年了。我们叫她阿嬷。这是一般人的叫法。很奇怪，她很怕打扰人，对陌生人格外客气，像欠了人家什么似的。她即使发脾气时声音也不可能太大声，虽然唠唠叨叨的。她永远保持那样的关心：对外孙、买菜、对她自己的头发、对邻居那个讨厌的太太、对收音机内那个声音。她生活得好好的，从不越过自己生活空间的接触范围。除了有时稍微罗嗦一点以外，她的存在大概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除了她完全帮不上忙的事物外。她会去做任何她帮得上忙的事情。她有一种极强韧的生命力，但不容易感觉出来，除非日子久了，或你留心观察：因为她不是冷的，也不是热的，她是温的，永远有那种温度。她给我一种太极拳般的动感，徐缓，但有韵力。就像睡午觉时，她枕在那个硬枕头上面，你很难知道她是否睡着，即使她手中的扇子一直是那么徐徐的晃动着。但你确知她是永远会在那边的，还有那种几乎探察不出来的温度。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当我知道她去世时，我哭都没有哭的原因。我开始想到那个收音机内唱哭调的女人的声音。我已经再也听不到了，这样的声音。现在想起来。那个声音虽然唱起来悲哀，但你总可以想像那个女人走出了收音机后，她和她的朋友或同事拍个肩或开什么玩笑，总觉得什么事也不会使她在收音机内的那个声音受影响而改变了点。总之那声音是那么牢牢的扣住了我，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但那个声音已经随阿嬷的去世而消失了。现在的生活环境里，没有人再需要那样的声音，那样的音乐，那样的历史了。所有的事物像高楼一样，慢慢的抬起了它们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那么骄傲的，越来越不需要别的东西，除非有个显著的理由。现在想起来，那种哭调的唱腔也许真太悲了，太过单调，甚至夸张。但它曾经就那样几乎是贴到阿嬷的耳旁向她做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最原始的倾诉似的告白，来自一颗心，穿过一张嘴的一种能量与心意的延伸。今天我才明白阿嬷为什么会需要那个声音。我想它代表了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共鸣，而且，那么赤裸。不论是那个声音或阿嬷。她们永远没有去伤害过任何人，但她们就这么永远消失了。 餐厅内，音乐实在太重要了。不是人们要不要听音乐的问题，是，他们不想听到邻桌说的话或，他们说的话不想被邻桌听到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电梯的门一关。一种似有压力的沉默马上袭来的原因。但电梯里每个人站得实在太近了，放音乐也没有用；如果真要达到隔离的效果，音乐显然必须大声到令你尴尬的地步。所以，最好还是不放音乐，不说话。这个问题，自电梯发明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解决。常常在计程车内听到那样的音乐。没有唱的演奏曲，编制简单，只有电子琴、电吉它、低音琴、电子鼓；节奏非常清楚，它又有点土味，又有点东洋味，但也常常演奏国语歌曲。不只在计程车上，在夜市地摊上、某些唱片行、有些小冰果店、地方戏院内，甚至出殡的场合，都有专车上载台电子琴，并附注特别标示以资辨别。以上这些场合已经暗示了这种电子琴音乐已经乡土化了，或者，这是乡土的“电子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