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红烛”王嘉泉.docVIP

边疆“红烛”王嘉泉 　　前年，《百年南开》电视纪录片编委会成员们集思广益，议论怎样放宽视野，从毕业学子中选精拔萃来纪念百年南开校庆。其中，我提出一个建议：南开出了两个总理、几十位院士和许多名流、大家，这当然是母校的无上光荣，应于突出展示。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那更大多数的老黄牛，应该把那些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忠诚报效祖国的优异人物，也纳入我们的镜头。这个意见大家都很同意。在座的原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同志立即提出一个重要线索：1947届他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王嘉泉，几十年来扎根新疆教书育人，自己在艰苦奋斗中一生没结婚，但却全力资助了6个学生一直到上大学！ 　　大家听了无不惊赞、称好！随着摄制组前往新疆实地了解和拍摄和王嘉泉前来天津参加校庆，以及笔者对他本人和其弟子的采访，这位历尽艰辛、心地善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式传奇人物，清晰地站在我们面前―― 　　王嘉泉，今年已76岁的这位老南开，步履矫健，精神奕奕，脸上写满风霜、毅力和微笑，一看就是历尽沧桑、百折不挠的热心肠。他所经历的那些坎坷，是今日年轻人所不可想象的，也是一般弱者所望而生畏的。当代人也许只知道“原罪”是基督教义中一说。岂知，国人在当年某些“左”的运动中，也曾遭遇过“与生俱来”的“原罪”。 　　1929年出生于重庆一个贫寒之家的王嘉泉，大半生被看作具有两项“原罪”。一是由于祖先是地主，因而他落生后虽家无隔夜之粮，全靠外婆救济，但仍算出身地主；二是他大姐嫁给蒋介石的一个什么秘书，并随机逃往台湾。这二者与他本人的思想成长虽遥远而隔膜，但此后每逢运动他便成为“重点”。其实，真正在他思想上打下烙印的倒是：由于家贫，受尽白眼。他记得，3岁时亲舅父路过他家门而不入，小嘉泉使劲去拉，人家还是不来。他高喊母亲来帮忙，反而被痛打了一顿。母亲边打他边泣不成声地说：“你争点气，将来有出息了，舅舅会不请自来。”从那时起，他就在内心起誓：“要争气，要自强！” 　　小学毕业后，他独自一人步行50里到重庆沙坪坝，以优良成绩考入慕名已久的重庆南开中学。他勤奋攻读，第二年就由普通班转到实验班，并成为原中科院院长周光昭、中科院院士场世峨以及张昭若的同班同学。在南开，他眼见鼎鼎大名的周恩来在校长张伯苓60寿辰时，围着张校长的住宅津南村转了一圈以表敬意。这使他对教师的神圣埋下深深的印象。1948年，南开中学毕业后，他放弃了高考机会当了小学教员，后又以全区第一的成绩，在晏阳初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当了民教主任。时代的暴风雨更陶冶着他的灵魂。当时“刮民党”腐败不堪、民不聊生，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他奋不顾身地成为“反对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这一切，竟未能改变他的厄运。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作为县青年代表主动参加了为革命作贡献的征粮工作队，三天后就被清除。原因是上边了解到：他有个反动姐夫去了台湾。1953年土改和镇反中，他不仅划为破产地主成分，而且被关押半月，还经历了一次刑场陪绑，吓得魂飞魄散。后来考上交通学校，读了两年书，在肃反中又被民兵押送农村管制劳动。在艰难的生路中无可选择，1959年他随盲流大军逃到新疆石河子，在农场子弟学校里当了小学教员。他勤奋敬业，三月后被提升为中学数学教员，只可惜好景不长，四清开始后被揭发是“逃亡地主”，他头一个被赶出学校送农场劳改。尽管他卯足劲流尽汗水，连续在定苗、锄草、拾花、送饭等劳动中获“能手”和“标兵”称号，但在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头一个揪上连队的批斗台，被打得三天不能走路，之后睡了一年牲口棚…… 　　接连而来的打击，使他心如刀割，他一次次自问：我有何罪？什么时候我能活得像一个人哪？但，倔强的王嘉泉并没有坐等这一天，尽管头上压着磨盘，劳改漫漫14年，他仍是无比热爱那些天真的学子，自己虽身处最底层，不能上讲坛，但只要是有学生找他来请教，他便不遗余力地进行最认真的辅导。就在他住的瓜棚中，经他辅导的学生，有3个在1977年恢复高考中考上了大学，一个考上了中专。临行时，几个孩子满怀感激之情跑来向他深深鞠躬告别：“王老师，谢谢您啦！”听了这话，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触摸到了至真至贵的人间真情。孩子们在健康成长，而自己在其中出过力，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就没辜负那回荡胸中的“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他自己哭了个痛快，就是挨打受骂时都没这样哭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哪！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找到了艰难人生的支点。1978年三中全会后，复出的邓小平宣布了“知识分子的春天”，他也重新回到石河子第四中学执教，恢复了人的尊严。他奋力耕耘，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在石河子市教育局主办的奥林匹克大赛的金牌获得者蒋步星，为石河子争了光。他又先后被评为“优秀工作者”、高级教师、石河子政协委员和“百优市民”…… 　　生活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