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技术和创新——技术创新研究迫切需要开拓的一个新视野论文.docVIP

　　制度、技术和创新——技术创新研究迫切需要开拓的一个新视野论文 摘要：本文简要评析了中国技术创新研究中的某些理论观点，重新思考了中国技术创新问题的实质。通过对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的分析，揭示了在社会转型期，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运用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开展企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研究。 关键词：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加速科技进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freelary）问题。它又导源于低效的企业制度。 （２）在经营者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以后，重建经营者选择和监督机制已变得极为迫切。 （３）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不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主体，是相当困难的。 （４）没有一套万能的不随时间和产业技术特性变动的企业制度。正是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促进下，经济才得以快速发展。 ２．关于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社会就只能被囚禁在“超稳态”陷阱之中。创新包括两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那么，在历史进程中，哪种创新更为基本？对此曾有两种观点的对立，这就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技术决定论坚持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的观点。［（１１）］它在诸多学术领域中都有其强有力的辩护者。比如，以凡勃伦（T.Veblen）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社会学领域中的奥格本学派，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Heidegger）怀特等等。技术决定论有两个核心命题，一是说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是技术内在逻辑的产物；二是说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对于凡勃伦、奥格本和等人来说，这种状况就代表了历史的逻辑进程；而对于埃吕尔和海德格尔来说，这只是近代以来由诸多因素汇合形成的特有景观。我们把前者称为强技术决定论者；把后者称为弱技术决定论者。强技术决定论者的证据大致有四个：一是“独立多重发现和发明”现象；二是发明的渐进性和累积性；三是发明的可预见性；四是技术—社会的整体关联性。前三个证据确证了技术发明的必然性，第四个证据则表明了社会变迁的被动性。正因为打破均衡的发明因素，才引致了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甚至社会哲学的接续变革。对于弱技术决定论者来说，技术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出现只是现代的事情。正是由于人们对超越性存在的忘却、人类思维方式的技术化、人们对技术优越性的信服，才使得技术进步和人类的共同努力变成了同一件事。从而，技术最终摆脱了任何力量的控制，获得了自主性。这样，不适应技术的制度必遭淘汰，只是那些事奉技术的制度才有其存在的理由，而这些制度实际上也就成了技术本身。而这正是时代悲剧之根源。无论技术在前现代是否同样重要，也无论当代的技术化是否是人类悲剧，经济增长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已为技术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论据。 制度决定论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主张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博兰尼（K.Polanyi）曾强调［（１２）］，是社会发明而不是技术发明才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在机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循着这一思路，诺思（D.North）等人发展了制度创新理论［（１３）］。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同一件事，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制度创新。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人类组织的成败决定着社会的进退。技术存量规定了人类活动的上限，但其本身决定不了人类何以成功。反之，正是制度安排决定了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度。诺思甚至表明，即便没有技术创新，单是制度创新亦能实现经济增长。诺思对英国产业革命的再认识，似乎为制度决定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他看来，对产业革命的技术解释是无效的。产业革命中的创新要追溯到产权制度。正是较为有效的产权界定，带来了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改善与扩张，进而导致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增进。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随之上升，这刺激了组织创新和市场的再度扩展。正是产权、组织和市场因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并最终带来技术进步、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钱德勒（A.Chandler Jr.）对美国工业企业史的研究似乎也为制度决定论提供了论据。［（１４）］国内亦有学者支持制度决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制度既是人类应战的结果，同时又是能否成功地迎接进一步挑战的先决条件”。（［（１５）］，ｐ．１７） 如何评价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明显冲突呢？ 在我们看来，两者并没有不可通约式的对立：（１）他们都承认技术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强调的主次有别；（２）技术决定论强调制度滞后，正因为如此，制度“瓶颈”的打破将为技术发展提供机会；制度决定论强调制度前提，而制度分析表明，制度创新是对获利机会的应答，而获利机会却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技术变革带来的。 正如诺思所言，知识和技术确立了制度创新的上限，而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确乎需要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