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民俗是秦腔在河西走廊传播与发展的社会基础.docVIP

张掖特色文化鉴赏系列之 节日民俗是秦腔在河西走廊传播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以观众与演员当场交流为特点的戏剧，从诞生那天起，就开始寻找尽可能多地吸引观众的方法和途径。 　　在我国古代，古典戏曲从降生到繁荣，一直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和摧残。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戏曲的内容是“诲淫”、“诲盗”两端，聚众演戏不仅影响农事，浪费钱财，而且伤风败俗，扰乱人心，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因此，从元代开始，历代封建王朝都颁布过禁毁戏曲的法令，府、州、县地方政权亦从其恶。虽然封建统治阶级穷奢极侈，拼命追求声色之娱，宫廷蓄养优伶乃至戏班并不鲜见，但绝大多数权贵却贱视戏曲，他们不但不肯“屈尊”出面组织面向大众的戏剧演出，而且对民间敛钱演戏也要横加干涉。古时，上流社会中人，不但不能与倡优交往，甚至连进入剧场看戏都要被视为“非礼”，有的甚至可能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清代有的皇帝就曾规定，满族官员一律不准登台唱戏，改装潜入戏园看戏者，要革职或流放。 　　尽管如此，戏曲却屡禁不止。相反，它在下层群众中的传播极为广泛、深入。古时，几乎没有人不会哼几句戏文的。在中国西北，恐怕没有哪一种戏曲像秦腔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观众，没有哪一种戏曲能够像秦腔那样深入人心，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几百年以来，戏台一直是广大民众的“精神中心”。那么，受到封建皇权禁绝的戏曲，是凭借什么得以广泛传播的呢？从演出的角度考察，秦腔戏曲文化的深入传播，主要不是得力于居高临下的宫廷，而是得力于约定俗成的民间节日。“观戏场”是劳动人民节日生活的重要内容，节日是连接戏曲消费和生产、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媒介。这一传播媒介反过来对秦腔的艺术面貌发生影响，制约着秦腔戏曲艺术的生产。 节日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重视节日是历代皆然的风俗习惯。《东京梦华录·冬至》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此外，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以及各地的庙会、神诞等，都是备受古人重视的传统节日。单从节日消费这一侧面就能看出劳动人民对节日的重视。平时十分节俭的人，一到重要的节日就把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钱财花个精光，有的甚至不惜借债过节。似乎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那几天，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大的改变。 古人重视节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节日与原始信仰有密切关系。河西走廊民间节日大多有信仰背景。腊月二十三的灶君升天节以及名目繁多的神诞等显然与鬼神信仰直接相关；二月二的龙抬头节、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与龙崇拜有关；七夕节、中秋节与星月崇拜有关；寒食节与火崇拜有关；腊八节、清明节与祖先崇拜有关；上巳节、重阳节与逐疫驱鬼的巫术有关；社日（春社、秋社）与土地崇拜有关。从节日禁忌远多于平时，也可以看出节日与原始信仰的关系。原始信仰是一股巨大的心理驱动力，它能深刻而持久地左右人们的行为。劳动群众对节日异乎寻常的重视，与这种神秘的驱动力不是没有关系的。古人重视节日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节日与农事相互关联。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对农事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农时”——亦即节气。不违时逆令，对于农业能否获得丰收，甚至对社会的安定，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吕氏春秋》载：“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可见，顺时行事，知所避就，则物丰人寿，国泰民安；违时逆令，则天灾人祸，国乃有恐。节气并不等于节日，但在我国，节日大多具有划分农时的作用，有的传统节日（譬如清明、冬至）本身就是重要的节气，俗有“冬至大如年”之说，所以我国有不少地方至今仍把节日叫做“节气”。古人重视节日的又一个原因是节日有调节生活的重要功能。节日是生活航船追寻的一个个目标，每个节日都富有不同的无从言说的神秘的吸引力，激励人们一次次地鼓起远航的生命之帆。节日又好像是歇脚的驿站和停泊的港湾，紧张而疲惫的人生之旅有了周期性的顿歇，呈现出一张一弛的鲜明节奏。孔子曾就当时乡民借蜡祭狂欢的情形，阐明节日的作用说：“百日之劳，一日之乐……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节日相对于平时，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对人生却是极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短暂的娱乐和松弛冲淡消除了长久的紧张和疲劳，距离不等的节日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旧有平衡，使平淡无奇的生活出现一个又一个令人兴奋的波澜，使枯燥漫长的岁月增添了许多诱人的生活情趣。假如生活中没有节日，人们会觉得人生灰暗、平淡、死气沉沉、缺少色彩，似乎是行进在一望无涯的沙漠上，倍感吃力、沉闷、疲乏。 　　节日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众的节日，如春节、元宵、春社、清明、端午、中秋、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