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关于‘人’的概念──兼论儒墨之争的一桩公案论文.docVIP

　　古代儒家关于‘人’的概念──兼论儒墨之争的一桩公案论文 .freelan，亦即孔子将封建社会中贵族所应具有的内涵赋予道德新内容，唯有实践了那些道德的人，才算是个‘真正的贵族’（君子）12。或许是比较恰当的理解。即就孟子前引文的脉络言，‘君子’与‘庶民’相对而言，似乎不宜纯以道德标准来分判两端。若是此章之‘君子’与‘庶民’须从社会阶层的意义理解，那么，孟子何以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呢？ 《仪礼》〈丧服〉传云︰ 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 野人，13可以和君子相对而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也可以和国人相对待。都邑之士，或即国人，大夫及学士则是贵族，也就是严格古义的‘君子’。《仪礼》这段文字，区分了四种伦理意识状态。禽兽杂交，故只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算，或为尊之谓，意即︰野人不知尊父母。都邑之士（国人）已知尊父，贵族则知尊祖。大夫及学士的后代，非嫡系传宗者，五世之后降为都邑之士，也断绝了与大宗的直接连系。而贵族（大夫及学士）则皆连系至一百世不迁的大宗，故皆尊祖敬宗，也因此仍具有分享大宗权益的身分。此处对于本文主题更重要的是都邑之士与野人的区别，何以都邑之士知尊父而野人不知尊父？在封建时代，国人与野人，往往分属不同族群，也因此分别具有独特的文化系统。《仪礼》所述，或即相异族群因其伦理观念有别所致。也就是，野人所属的族群之伦理观念为不尊父（或不尊父母），都邑之士所属的族群之伦理观念则尊父。 孟子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不是可能在这基础上理解呢？在某些脉络中，大夫及学士与都邑之士属同一族群，类同于孟子所谓的‘君子’。而野人则是另一族群，即孟子所谓的‘庶民’。‘庶民’和‘君子’的伦理观念是不同的两套典范，以致孟子认为持有‘落后’或‘不当’伦理观念的‘庶民’近于禽兽？这一点在稍后比较儒墨两家的伦理观念时十分吃紧，容后再论。 孟子之外，与孟子时代接近的其他儒家如何看待人与禽兽之间的分判呢？荀子曾两次明确地论及人与禽兽的分别。《荀子》〈非相〉谓︰ 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 二足而无毛，正是生物学上人异于禽兽的重要表征。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生物学上的人的特质，并不是真正最根本的人的特质，真正有效地区分了人与禽兽的，是人道有辨。辨什么？如何辨呢？荀子例举父子与男女两种关系，这两种人际关系是客观必然存在的，不像君臣、朋友、夫妇，是人主观意愿认可或接受之后才可能成立。禽兽同样存在着客观的父子与牝牡的关系，却不能以亲和别建立这两种关系‘当有’的形态，这才是人与禽兽最主要的分判。分，杨倞注云︰‘有上下亲疏之分也’14。上下，有君臣之上下，有长幼之上下。上下亲疏，则泛指家族与社会两种伦常。若直就荀子之言而论，禽兽无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乃因其无辨。在禽兽之中，每个个体都是同等的存在。虽然实则禽兽之中亦有父子，有牝牡，但却不能因而发生父子之亲与男女之别。换言之，禽兽是一种较简单而低级的存在，而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能将许多个体，依其自然生理的关系（就此段而言），赋予伦理意义。 人何以能将自然生理关系赋予伦理意义？《荀子》〈王制〉云︰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水火、草木、禽兽、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四个层次，人最贵而禽兽次之，人兽之别在于人有义而禽兽无义。人在自然生理的许多方面不如其他动物，却能超卓于万物之上，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人能结合成群，发挥整体的力量。所谓结合成群，在于每个人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个体，而是群本身成为一完整的有机体，每个人在群之中，各有其特殊的位置与功能。人在群中的特殊性，就是分，亦即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身分，各种不同的身分，在群体生活中有一套内在自足的关系网络相互连系。因此分是群的先决条件，这套关系网络及其具体规范，即是伦常。 ‘分何以能行？曰义’，义又是分的先决条件，但是义与群、分却分属不同层次，分以成群，体现了外在秩序，而义则是这外在秩序的内在充分条件。可以说，义是各种身分相互的关联及何人当得何种身分的理论基础，一套伦理意义结构。义决定了每个人的分，也支撑了分与分之间的关联。分与分之间相对待的具体运作规范则是礼，而五伦则是儒家所体认礼的五个主要层面。任何一套外在的秩序，必然存在其内在的合理基础，亦即其所认可的内在意义结构。 《礼记》〈郊特牲〉谓︰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