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与简单关系论文.docVIP

　　司法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与简单关系论文 .freelendment）中有一段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缩减（abridge）vii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在起草《宪法》与《权利法案》的开国先贤们看来，文字读物——通常是报纸和小册子——属于公开发表思想言论的媒体。因此，《第一条修正案》中使用了“新闻出版” 这个概念。因此，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提到的freedom of the press 是指表达自由，现在freedom of the press 往往仅指“出版自由”，而表达自由则用freedom of the expression来表示。viii 表达自由的基础是公众的知情权。公众有自由表达自由的信息给别人，也有权利从别人那里得到信息。公众为了知道他要监督的机构和个人的情况，自由的媒体就是必须的。正如欧洲人权法院所说：“公众有权得到信息和思想，而媒体则应当充当公众的看门狗。”ix对司法来说，只有媒体了解司法的过程，才能建立起对司法的信任和信心。因此，媒体只不过是普通公民表达言论自由的工具和特殊形式，没有理由对媒体作区别于其他言论表达形式的特别限制。 三是议论自由不应当有形式上的限制。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对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公开的信息，就相当于能够通过媒体向所有人开放，司法机关没有必要对媒体作特别的限制。美国在1979年的Smith v. Marylandx判决理由曾经这样指出：警察可以从任何公司获取电话号码而不认为损害了个人隐私，因为任何人的电话号码是会向普通人打出的，根据 Kates测试xi中“失败的朋友” 的原理，即使是你告诉这个普通人说，电话号码不要告诉他人，这个普通人也不能假设为遵守诺言；已经公开了的信息不再视为秘密。因此，只要是电话号码，就应当假设是可以让任何人知道，所以警察从电话公司获得电话号码，公司配合查询，不能算是泄露隐私（同理，将一个人的电话提供给任何人甚至于在媒体公开也只是道德问题，而不违法）。法院对于没有特殊身份的普通公民可以公开的信息，基于“失败的朋友” 原理，就意味着向所有公众公开，当然也意味着媒体可以报道。 媒体对司法的行为有报道和评论两种，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的规定来看，司法对媒体的限制，总的来说，不是对媒体的特别限制，而是对所有公民的限制。根据这个准则的解释，司法对媒体（和对普通公民）的限制具体来说包括： 在案件的调查中。根据《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规定，“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从条文中没有要求哪些内容不能进行调查，所以，对媒体的限制只能是，采访时对外不能公开的材料，对媒体同样不公开，媒体不能采用非法方法获取国家秘密；不能公开审理的案件，媒体也没有特权参加，对不公开的决定，媒体虽然可以提出异议，但是如果强行参加而影响法庭秩序的，则可能违法。以上情况，可能构成侵犯国家机密和扰乱法庭秩序等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媒体具有独立调查的权利，其他事件中可以使用的调查方法都同样可以用来调查司法案件。我认为媒体对司法的独立调查权利与对其他事件的调查权利是相同的，具体来说，其限制只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能由公安、检察机关用公权力强制使用的权力，媒体不能行使，二是对于被确定为国家秘密或者其他因保护更高价值不向社会的程序和信息，不应当作为媒体调查的对象。 在案件的评论中。《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规则》第1条规定，媒体有权“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 对于审判后的媒体评论，国际准则几乎不做特别的限制；而对审判前的限制，只是提出“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这一限制往往没有的意义-除非是诽谤、侮辱，各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法律对于媒体在“妨害无罪推定原则”时的制裁措施，因此这是一个柔性的条款。形成这种难以制裁的情况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只有诽谤、侮辱等违法犯罪知为才能构成违法，对媒体当然也只能适用这个对普通人的逻辑。实际上媒体揭发犯罪的报道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妨害无罪推定”，但法律无法限制，只能通过媒体自律来作无强制力的约束。 对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评论不受限制；但是对于揭发犯罪的报道，在各国都不认为是“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因为这是以调查所得的事实为基础的，有利于监督司法机关加强打击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对“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评论也要区别对待，即对司法机关已有事实的认定和评论不能“妨害无罪推定原则”，但提供独立调查所得的有罪事实，不能被认为是“妨害无罪推定原则”。 有法官说，事后的批评对事前的裁决会有影响，因为裁决时法官担心将会到来的批评，因而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司法过程中的独立。xii法国法认为对法官的批评和不信任是对司法独立的损害，但是英国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