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论文.docVIP

　　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论文 .freelinoritizing）的族群与风尚，以至于未能具体面对与自己完全同的其他社会。”9基于对后殖民理论有限性和西方文化中心理论的警惕，使得廖炳惠为理论阐释的有效性设定限制，对运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台湾文化政治文本做出了一些理论框架性描述。在后殖民研究中，有必要探讨跨国经济与文化交流所造成的多种正面与反面影响，尤其在对东方双语（bilingual）知识分子或多语信息的消费与再生产行为的研究。在廖炳惠看来，这有着诸多值得关注的话题：（一）在迈入新殖民主义的地区而又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应如何针对本地的政治社会性和文化问题在跨国经济和学术架构下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在国际公共场域的势力不断以媒体、技术转移、调查报告等方式形成国家政府和民族族群的认同问题时，应如何弄清这种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危机？（三）相应于日益频繁的解构中心解构经典与移民或文化交流等活动，非欧美的地区怎样翻译和运用其他世界的信息或将本土文化信息译介到欧美世界，其接受情况如何？（四）在逐渐国际化的同时也愈来愈凸显国际不均匀的文化政治局势下，艺术演出与公共话语如何定位并发挥其作用？都市及其公共空间如何呈现其新形象或功能？而面对这些变化，旧有的文化评论形式如何与逐渐丧失兴趣的本土大众或开始感到兴趣的外地文化社群产生互动？（五）跨国艺术赞助机构在促进某地区文化或政治形式的交流上怎样发挥其作用？在分列了上述话题之后，廖炳惠强调当代东方世界中，双语精英的出现使得后现代后殖民处境复杂化。问题还在于，后殖民话语大多是基于作为英、法、德、美的殖民地的非洲、印度等地的经验，与许多亚太地区及港台的半殖民经验并不相同。因此，在他看来，就香港或台湾等地而言，后殖民分析是否能够成立还是一个疑问。 其三，后殖民与新殖民的关系。后殖民话语与新殖民话语当然不同，后殖民是一种解构殖民话语，而新殖民则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去文化殖民。在这一点上，廖炳惠认为，后殖民后现代理论毕竟是进口欧美的理论，为了避免盲目地陷入同时又不截然对抗后现代或后殖民的论述，需要对其加以反省：“（一）后现代（至少古典后现代）有其西方现代情境下的局限；（二）后殖民是在具体历史经验中发展出的论述，对其他社会不一定适用；（三）目前在亚太地区所发展出的双语（或双语以上）的资讯消费与再生产现象，已非这些理论所能掌握；（四）如何以亚太文化经验，在后殖民与后现代的差距之间，找出另一条路，至少对双语知识分子而言，可能是个挑战。”10应该说，廖炳惠的这一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不少盲目推进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者的理论误区，他在后学如日中天时看到了其对亚太地区状况产生的未周延性，在后学理论进入第三世界时抱持一种设界和划定有效性范围的学术态度，这使他能在具体论述中，不仅采用后殖民理论的有效性，而且能通过这一理论看到本土学者或双语精英的现实问题。廖炳惠在分析《刚下船的中国移民》一剧时，充分采用了后殖民理论的正面性效应，使其阐释能够知微见著，认为剧作者在此剧中写出了双重的后殖民问题，一是透过美国生长的华人来排斥刚来的中国移民，反映华人之间的族群差异所形成的彼此剥削现象，二是美国白人对华人移民的鄙夷，表现出美国本土内对于种族问题的暴力。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族群社会的矛盾，成为后殖民社会中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其四，有关后殖民理论不足及其困境。廖炳惠认为，对后殖民理论的误解存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一，反对后殖民理论的学者对“何谓后殖民”所指涉的内容（what）表示不解，进而质疑后殖民话语只是解构主义的解读策略。“不少是就‘何时可算后殖民’（when）及‘在何地发展出后殖民理论’（where），去抨击后殖民学者将各种仍处于殖民阶段的社会当作后殖民俱乐部的成员，而且是在欧美第一世界的菁英大学中高唱后殖民的论调，对第三世界里真正的跨国剥削、政府暴力、种族冲突、性别歧视等日常政治视若无睹，甚至于以‘番易’、‘应变’、‘挪用’、‘创造性误用’的模糊辞汇，把具体的历史、社会事件加以升华、遗忘，以至于与后现代主义及环球帝国主义沆瀣一气。”11事实上，后学并不是第一世界的专利，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第三世界学者当然可以运用，但是不能将这种理论解构和修辞策略绝对化，而无视接纳与排斥的机制背后交织着某种殖民与后殖民的情结。二，就后殖民的历史脉络而言，“未能细究时间、历史的面向，不管新旧殖民或后现代的跨国活动均列为后殖民的范畴，而且也忽视后殖民理论代表之间彼此之间的明显差异，一律冠以同样的头衔。”12在我看来，廖炳惠的批评有其现实针对性，那种将殖民与后殖民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简单地统称为“口号化学术”而不进行真正的分析的做法，说明当代学术界中的简单化和意气用事倾向较为明显。可以说，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家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