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诉讼中鉴定结论证明力之比较分析论文.docVIP

　　在民事诉讼中鉴定结论证明力之比较分析论文 .freellerChrysler(2004)”一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对她所进行的性骚扰,导致了她的自虐和忧郁,还将使她过早的和痛苦的死亡。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原告只是聘请了一名社会工作者而不是一名医生为其提供专家证词。因此,法庭认为,一个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无法证明自己能够有效解释医疗记录的社会工作者,其对疾病发展结果的预言,对事实的审判不会有很大的帮助。此案说明,不论是如何权威的专家,如果跳到一个和他隔着山一样远的专业去做鉴定,他完全可能是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 如今,美国对专家证人资格的要求日趋严格。门槛正在不断地被抬高。则通常要求专家有关于(该行业)某个特别领域的更为详细的技巧和经验。我国一些研究者对法医能否搞精神疾病鉴定的质疑。毕竟,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一个专家不太可能对自己所属领域的每个分支都能够拥有发言权。在“Ralstonv.Smith Nepheerica,etalv.FirstDataCorpo-ration,andConcordEFS,INC.(2003)”一案中,专家证人HoganEJ宣称自己是“依赖30年来的从业经验和知识得出相关证词的”,却不对其经验作任何解释。法院因此无情地拒绝了对他所提供证词的采信。该专家证人证词被排除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他没有使用任何专业知识来得出他的结论”。6 由上可见,专业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距离是既近又远。前案专家证人能够将自己的经验以一种可信的形式进行介绍,经验在陈述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为了专业知识。后案专家证人的经验只是他个人的所感所受,对法官来说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幻之物。因此,仅凭不能言传的专业经验作为论据的鉴定结论,其证明力要小于以专业知识作为论据的鉴定结论。 2.2.2论证方式的比较.和中国法官一样,英美法院的法官们也对鉴定中论证方式或者方法的判断感到不自信。但是,这是令法官们为难却又不可回避的一项任务。在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长期发展中,“对专家进行控制的司法努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途径是对专家所采用的方法论进行严格的审查;在第二种途径中,法院或多或少地‘剥下了专家的外衣’(undresses)。这是通过揭示相关信息,包括专家本人的、雇佣专家过程的或者专家所采用方法的信息等,来证明专家意见的不诚实。……这两种途径可以被看作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处在一端的是对专家能力的批评,处在另一端的是对专家品质的批评7。”当然,在大多数案件中,更经常见到的是对这两种方法的综合应用。在“Daubertv.MerrellDoaceuticals(1993)”一案中,对推理或者方法的审查,被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美国最高院在此案中自信地宣称:对(某项)推理或者方法是否可以用在被争议的事实上,联邦法官拥有审查的能力。这说明,法官介入对鉴定方法等跨专业知识的判断,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中国的法官也不能例外。 首先,鉴定方法选择的中立性判断。在“reAlu-minumPhosphideAntitrust(1995)”一案中,涉及到了专家证人对经济损失评价的角力。其中,一位经济学专家采用了一种被广为接受的“前后(beforeandafter)”理论来计算损失。在反垄断案中,这意味着对“违法时期产品的价格”和“违法前或者违法事实消灭后的产品价格”进行比较,中间的差价就是受害者的补偿款。但是,这位专家避开了较高的违法前价格,刻意地选用了偏低的违法事实消灭后的价格作为差价计算基准。更露骨的是,这位专家还将价格的选择范围,局限于违法事实发生后价格最低的那一段时间,并且,丝毫不考虑其它非垄断因素对价格下降的影响。该专家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做法受到了法庭的严厉呵责,其证词也被排除。因此,通过对鉴定方法的中立性考察,可以比较出方法证明力的大小。 其次,科技手段证明力的比较。就科学技术手段而言,其在自身领域内就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以科学技术手段作为鉴定结论证明力大小比较的前提是:不同专家在对共同事实上的其他鉴定手段相同或者基本相同。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说,使用较高科技手段或者较精密仪器一方所提供的结论,具有更强大的证明力。但是,问题总是比我们想像得要复杂,法官还不能忽视科技手段使用中人的要素。如果进行了一项具有科学或者技术性质的测试,专家应该说明:(a)所使用的方法;(b)谁进行了这项测试和在谁的监控下进行了这项测试,并概述他们各自的资格和经验。因此,对科技手段证明力的比较,会和鉴定主体资格的证明力比较有着紧密联系。 再次,论证过程证明力的比较。在出具司法鉴定结论中,论证过程是至为关键的一环,也因此是判断鉴定结论证明力大小的关键。在“GeneralElectricCo.v.Joiner(1997)”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论证过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