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主义主流话语中对个人主义的执著论文.docVIP

　　在民族主义主流话语中对个人主义的执著论文 ..毕业 摘 要:20世纪40年代的家族小说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以表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为首要任务,突出了对家族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思考,然而,面对民族主义的强势话语,依然有少数敏感的家族小说创作者对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富于个性的评价,对个体的价值与尊严进行了可贵的思考,路翎就是这样的创作者,蒋纯祖形象则直接体现了他的思考。 近代对家族文化、家族制度的批判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的。20世纪之初,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是“国家”,为了将个人从家族中解脱出来、“抢夺”过来,使之成为民族国家的主体——国民,民族主义与家族主义形成了对立。到了“五四”时期,..毕业时代的关键词从“国家”转化为“个人”,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是时代的中心话语。但是无论是世纪之初,还是“五四”前后,“国家”与“个人”二者之间并不截然对立。梁启超在《爱国者》中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①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的目标导致了个人主义的兴起。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民族解放战争进入更加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动向,特别强化了对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的倡导,对“统一”、“权威”、“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呼唤代替了对“思想自由”、“理性主宰”、“个性解放”的呐喊,个人主义更是受到了“五四”之后空前的冷遇。应该说这些变化有着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但是,仅仅强调群体的价值、集团的利益,从片面的集体主义立场出发,压抑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以满足于“集体”、“民族”和“国家”,就会出现思想的偏差,毕竟,社会个体成员的个性解放不仅是民族解放或社会解放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在现代社会也是民族解放或社会解放程度的终极标志。 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克哈特指出,在中世纪“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家族或社团的一员”,而现代,“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他将人的自我觉醒和个体主体性的发现视为新时代的特征,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上的分水岭。③然而在近现代中国,由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始终没有真正解除,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势:民族主义是目标,个人主义是手段。民族国家面临的危难似乎不允许个人有余裕的空间去充分地发展个性,个体的价值也很难得到独立的体现,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状态之下,民族国家的存亡成为压倒一切的强势话语。 同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也表现出这样的思想认同,弘扬民族精神、强化爱国意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大多数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国家意识淡漠、苟且偷安等方面,缺乏更深层次的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多数作者反复强调的是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而相对忽视了国家对于国民的义务;在强化国家利益神圣的时候,不自觉地透露了压抑和消解个体的欲求、为了国家无条件放弃个体的权力的倾向。这种对个体权利的主动放弃表现了作者对于国家的赤诚,也暗含着巨大的隐患,当国家利益发生变异、成为少数人手里的招牌的时候,借国家之名很可能公然形成压抑个体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战时的创作都随顺着民族主义的强势话语,仅仅强调民族国家的群体利益。少数有见地的家族小说作者通过创作表现出对个体价值的高度重视,对个人主义的不同评价,对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较为深刻的思考。坚持“五四”的启蒙精神和个性解放的传统,警醒于集团力量(包括在民族主义话语之下的各种集团力量)可能带来的对个体生命的压抑,他们意识到当种种集团力量(家族、政党、国家等)都还能够以各种名义干涉个人的生活与自由,即便是同赴国难,这样的力量也有可能成为对个体生命价值消解的力量。因此,在抵御外寇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民族主义成为强势话语的大背景下,既坚持倡导爱国的个人牺牲精神,也主张尊重和保护个体价值,肯定个人主义对于现实中国的意义。在《财主底儿女们》中,通过蒋纯祖的生活及其奋斗,路翎表达了这样的思考。 适逢抗战爆发,蒋纯祖被卷进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经过长长的流浪旷野的旅程,目睹着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剧,蒋纯祖告别了他的少年时代,带着“爱一切人”、理解一切人的“生命底意义”的思考,以独战英雄的姿态正式投入社会生活。崇尚个人奋斗、尊重人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