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关于台湾的“二二八”文学论文.docVIP

　　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关于台湾的“二二八”文学论文 .freelad）所呼吁印度人的理想一样——“发明多种更能兼容并蓄的统一体式”，以适合台湾社会的复杂性。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深深的人道关怀有另外一个提醒，提醒观众在思考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时，千万记得国家应当是为“人民”的福祉而立的。（注：参见林文淇：《“回归”、“祖国”、“二二八”——〈悲情城市〉中的台湾历史与国家属性》，林文淇、沈晓茵、李振亚编：《戏恋人生——侯孝贤电影研究》，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作为拥有更大影响空间的艺术形式，《悲情城市》引发的争论体现了“二二八”在台湾文化政治构成中的特殊地位，也预示着1990年代之后文学“二二八”的异质纷呈。 四 记忆的异质纷呈与叙述的多向反省——九十年代以来 1、差异的丰富与强化：谁的记忆、为谁记忆 1980年代的伤痕式书写以本省年轻一代为主力。1990年代，本省老作家的长篇大卷纷纷出笼，如钟肇政的《怒涛》、廖清秀的《反骨》、东方白的《浪淘沙》，等等，这些长篇大都具有“大河小说”的野心和形式，“二二八”只是其中要表现的一个部分。比起那些未亲身经历事件者，这些老作家“回返现场”的可信性似乎大大增强，但更加道德化的控诉心态，与模式化的现实主义“伤痕”叙事，往往也使其更易陷入“悲情”的执迷。而这类作品与某些政治力量期待建构的“族群记忆”也最为吻合（注：资料所限，这几部“大河”小说只看过部分章节。）。 由此要特别提及吴丰秋的《后山日先照》，这部长篇同样具有“大河小说”的形式和规模，有关“二二八”部分，作者却以民俗风情的生动描写，呼应着劫难中人性激发出的勇气、责任、相互的爱与救助。如同颜昆阳为这篇小说所写的评论标题，小说呈现的画面是《爱——不分族群的归乡》。同样是本省老作家，记忆的差异展现了对现实政治的不同期待。 解严后的台湾，社会文化空间的多元性开始展现，在各种“弱势”群体争取发声空间的运动中，台湾原住民作家也逐渐走上文学舞台。布农作家田雅各以主体的身份，提出对于被涉及的原住民族，“二二八”同样是“洗不掉的记忆”（注：参见田雅各：《洗不掉的记忆》，《情人与妓女》，台中：晨星出版社，1992年版。）。小说有个有意味的情节：两位在日据时期皈依基督教的原住民“传教士”在事件中入狱，被释放时，警察分局长要他们不要再宣扬鬼神，因为“国民党政府有一套完美的信仰”，并送他们三民主义小册子，要他们在部落巡回演讲，而惊魂未定的传教士将获救归于自己在监狱里的斋戒、祈祷感动了上帝，所以逢人便讲“上帝救世人的福音”以完成任务。作为这个岛屿最早的居民，原住民族一直与后来的移民，无论是西班牙人、荷兰人、汉人、日本人，不断发生着纠葛、战争、屈从与融合，始终逃脱不了被欺压和掠夺的命运。统治者或许带来了新的文明因素，却都不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对待；在精神上，从基督教到“三民主义”，都自认为是完美的信仰，要取代部落的原始自然宗教与祖灵信仰。1980年代开始，原住民争取自我权益的运动，使之作为一支民主力量一度成为反对党的“盟友”，而在“反对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原住民的经济利益与族群文化仍不免被牺牲。在此，原住民的“二二八”记忆体现了台湾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对“本土”高扬的现实政治是一个质疑性的存在。 2、叙事伦理的多向开拓 1990年代以来“二二八”文学叙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一些敏锐的创作者对伤痕叙事本身自觉不自觉的疏离或反省，“二二八”的文学地图由此别开生面。 林耀德的长篇《1947高砂百合》（1990），开篇于台湾的高山，泰雅部落的族长瓦涛·拜扬独自蹲踞峭壁，与群山对话，愤怒于荷兰神父和他的上帝的入侵、哀叹族人包括儿子的背叛、缅怀泰雅曾经和最后的荣光；部落里，荷兰神父正为在梦中向罗马教皇讨要权力而小心忏悔；山路上，族长的儿子古威一边敬佩着神父的小药丸（而不是他的上帝）解救了部落的瘟疫，一边将属于神父的三封信藏到了洞穴里；同海拔的另一个洞窟里，两个“誓不向支那政府投降的日本军人”正濒临绝境，怀念着日本崛起的岁月与个人未酬的加爵壮志……小说进行到186页，台北的辑菸杀人事件才正式登场，这意味着：这部锁定于1947/2/27这个因“二二八”而定格的历史时间的小说，实际的野心却在于展现比“二二八”更壮阔的台湾历史画面。围绕“二二八”的发生，他引出各色人等：第一家报导事件的《台湾新生报》的“记者某”——一个力图走进新体制的本省青年；用枪敲击卖烟妇人脑袋引发事件的闽南籍缉私员叶得根；永乐町被误杀的市民陈文溪邻居——中医廖清水；以及廖清水诊所的学徒——出走部落的泰雅少年洛罗根，拜扬·古威的儿子；此外，永乐町旧阁楼上，还有一个日据时期恭临总督府参加“击钵吟”的旧文人“吴有”先生。所有这些见证者的过往历史、现实期望、种种隐微心思，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