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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稳定社会局势,经济建设从困境中回升分析
第七章 稳定社会局势,经济建设从困境中回升
两年多的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使东西湖区与各农场基层组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1968年春季,按照党中央通知精神,经东西湖支左办公室同各派群众造反组织做工作,实行大联合。4月16日,在军代表、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市国营东西湖农场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集东西湖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领导东西湖的斗批改运动和整党建党。其间,经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教育革命运动。1971年,中国共产党东西湖农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东西湖农场第一届委员会。农场党委(区委)组织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克服各种困难,扭转被动局面,使全区经济建设从困境中逐步恢复。地方工业、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有了新的进展。
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努力
东西湖农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各派群众造反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引起社会秩序的日趋混乱。面对严重的内乱局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的文件、命令。1967年3月,毛泽东发出关于由群众组织、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三方面代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指示。9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号召各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1968年1月,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发文要求各区实现革命大联合,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
东西湖农场支左办公室为了做好各派大联合的工作,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间、代表人数等问题,与各派反复进行磋商,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并写成纪要,于3月2日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1968年4月16日,根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批示精神,武汉市国营东西湖农场革命委员会(简称“东西湖革委会”)成立,成员有于本元(军代表)、周欣山、张连起、汪超生等41人,于本元任主任,周欣山、张连起、汪超生任副主任。
东西湖革委会下设政工组、生产组和办事组(简称“三大组”),组长均由军代表担任。不久,东西湖区所属企事业单位和各农场,先后成立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农场原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东西湖革委会成立后,总揽党、政、财、文大权,领导东西湖的斗批改运动和整党建党,开展 “抓革命,促生产”。7月中旬,因东西湖地区连日普降暴雨,内湖水位达到21.40米,内渍严重,绝大部分劳力上堤防汛。武汉市革委会东西湖地区防汛指挥部发出《关于抓好当前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农场革委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防汛排渍,搞好抢收抢插,夺取防汛和生产双丰收。7月19日,东山头闸外水位29.36米。7月22日,因东西湖农场面临防汛和抢收抢插任务,劳力不足,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抽调人员支援东西湖抢收早稻的紧急通知》,从市区各机关和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抽调7258人,分配到东西湖10个农场,劳动7~10天。市革委会为此专门成立“支援东西湖‘双抢’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制止武斗和稳定社会局势
东西湖革委会成立初期,情况相当复杂。1968年春天,武汉地区少数帮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按照江青等人的旨意,在全市掀起反右倾保守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复辟翻案风(简称“三反一粉碎”)运动。结合进入东西湖农场革委会的派性组织头头,把矛头对准东西湖各级领导干部。结合进革委会任领导职务的原局、场主要领导干部,重新遭受造反组织的攻击、批判与迫害。部分群众组织的头头重新挑起派性斗争,局势再度混乱。
在“三反一粉碎” 运动中,武汉造反派组织“钢”、“新”两派斗争不断加剧,“钢工总”东西湖分团提出“钢化东西湖”的极左口号,成立“三反一粉碎”东西湖指挥部。东西湖“钢”“新”两派造反组织为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私心膨胀,“派性”斗争日益激化,发展为严重的武斗。两派组织纠集人员到处抢夺枪支弹药。有的农场派人员到武汉市邮政大楼听市内派性头头的报告,回东西湖后立即召开“捍卫三红誓师大会”,提出对干部要“先打死的,再打半死的,然后打活的”,策划武斗活动。在此背景下,发生了震惊一方的东山农场“群力事件”。
“文革”初期,东山农场群力大队武斗事件时有发生,全队有54户被抄家,6人被打伤。1968年春季,发生较大的武斗流血事件,致使大队大批农工逃散一空,全大队生产受到极大影响,粮食减产10万多公斤。社会影响之大,损失之重,为当时全武汉市所少有。“群力事件”是“三反一粉碎”运动带来的直接恶果。
1968年春夏间,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为争权夺利挑起武斗,导致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和威胁,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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