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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园区发展的思考和建议——湖南、广西、安徽经济园区考察近几年，我国园区经济方兴未艾。苏州工业园区、北京中关村可谓我国园区的领头羊，但因其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等原因，很多做法广西难以复制。而地处中部的湖南，不少园区建设颇有成就，在面对园区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上，他们是如何应对的？他们的经验做法，广西是否可以复制推广？带着这些问题，2015年以来，笔者对湖南、广西、安徽经济园区进行考察调研。通过调研，对园区发展建议如下。市政府的支持是园区发展的前提。审批程序繁杂、社会事务牵扯过多精力、用地指标不够，是园区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上级政府的支持和授权是应对这些问题的关键，与园区发展密切相关的授权主要有五项：财权、行政审批权、执法权、乡镇托管权、土地使用权。上级政府对园区的支持越多、授权越大，园区发展越快。长沙、株洲、湘潭高新区的行政级别均为副厅级，是一级财政，托管了乡镇。2014 年，三个高新区的财政税收分别为80 亿元、52 亿元和20 多亿元。三个高新区中，长沙高新区在全国高新区综合排名中最靠前（第14 名），株洲次之（第40 名），湘潭高新区发展相对慢些。为何长沙高新区发展最快？因为长沙市政府根据其发展需要，做到了“缺地给地、缺权给权”。长沙高新区成立之初（1988 年），园区面积只有1.2平方公里，规化建设等权限都在上级职能部门。由于管理链条长、沟通成本高，工作效率很受影响，为此，长沙市政府不断扩大其权限和管辖范围。现长沙高新区面积140 多平方公里，有独立的公安分局，并将引入人大、法院等机构派驻，相当于一个“准政府”；原先需要上级部门审批的事项，现基本都能在园区内办理。成立于1992 年的株洲高新区发展也较快。为让株洲高新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株洲市政府1997 年建立天元区政府，定位于管理园区社会事务。天元区班子与高新区班子曾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中央“八项规定”后，区政府和高新区管委没有互相兼职，但园区书记仍为天元区委书记。所以，株洲高新区的权限和政府相当，但工作重心是经济发展。与长沙和株洲高新区快速增长成鲜明对比的是湘潭高新区，成立之初下放到新区的14 项权力现被陆续收回，发展很受影响，致使其2014年财税收入仅约为同年成立的株洲高新区的一半。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湖南三大高新区的管理方式各异。株洲高新区的社会事务由天元区政府管理，长沙高新区将社会事务下放到乡镇或街道管理。湘潭高新区曾通过缴纳托管费的方式，将社会事务交给当地政府管理，但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当地政府最终拒绝托管。根据长沙三大高新区的发展情况，在上级政府对园区发展支持和授权方面，有三个建议。一是对于重点发展的园区赋予其独立的财权、让其托管乡镇，大幅下放审批权。园区成立初期，往往百废待兴、发展任务繁重，需要审批的事项很多，若事事均需上级部门首肯，难免出现公文旅行、审批效率低下的现象，会挫伤园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制约园区的增长速度。二是根据园区发展需要，适时适度下放执法权、增加园区土地供应。任何一个园区，发展过程中都会感到土地不够。但土地是稀缺资源，土地指标给得多了，可能会降低土地的利用率；给少了，可能影响园区的项目落地和经济增长。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建议按需配给、责权对等。在下发土地指标时应考虑土地使用的效率，如已经下放的土地指标的利用率、建设比例、产能等。同理，若园区发展过程中，很多问题都需要公安、法院参与协调解决，可考虑将这些权利下放给园区，同时赋予其减少辖区内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三是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可借鉴长沙模式，将社会事务下放到乡镇管理，园区管委会主要致力于产业规划、招商引资、企业扶持等。由于园区的社会事务与园区的人或事紧密相连，若无园区的参与，其他政府部门难以有效管理，故建议园区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但管理方式可因地制宜。企业和产业发展是园区发展的关键产值、税收、就业率、人均收入等，能反映出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是考量各级政府的重要指标。企业恰恰是提升这些指标的生力军，这也是本届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的重要水养鱼，企业数量将日益增加、规模会不断扩大，园区的经济发展和财税增收便能步入良性循环。湖南园区的企业有两类。一类是园区自有的城建公司，与管委会是“父子关系”；另一类是引进的落地企业，与园区管委会是“朋友关系”。城建公司是园区的拓荒者，园区无偿划拨的土地是其第一桶金，土地开发是其初期的利润源，着城建公司的发展壮大，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有的成了纳税大户。株洲高新区将城市建设的任务交给高科集团和天易集团，举全区之力支持两个公司发展——将土地招牌挂收入、入驻企业前10 年上缴给园区的税收，全部返还给公司。两大城建公司用土地融资的款项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土地和房产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现金流和利润，支持其扩大再生产。现两大企业经营领域包括物业销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