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探度制免罢询质大人与度制济救法宪国中.docVIP

中国宪法救济制度与人大质询罢免制度探析 　　陈武能 杨勇 　　近年来，学界热衷于讨论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可能性，如因受教育权被侵害而寻求宪法救济的齐玉苓案，公务员录用中的乙肝歧视和身高歧视案，高考录取不同省份不同分数标准的有关教育平等权案等等即是例证。针对每一个案件，学者们都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天益最近网刊登的一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章认为：诸如“经过民主改革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请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第一条读起。”这种注重宪法文本的思考问题的思路，我们认为是十分可取的。该文亦认为：“中国未来的民主改革并不需要太多的制度创新，最需要的是制度落实。这可能就是中国后奥运时代民主改革最为迫切的任务。”这样的观点，我们也持赞同态度，认为这一判断切中要害、一语中的。 　　据此，逐条解读《宪法》文本，实属味在其中，富有哲理，值得深思。在走访了该文作者后，笔者一致认为，其实我国1982年宪法现有的各项基本制度是符合国情的，是实事求是的。现在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宪法文本的完善，而在于怎样正确地、完整地实施宪法;怎样用好，落实好宪法的相关规定;怎样以符合国情民情的方式保障宪法权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和宪法至上。否则，不考虑这些问题，宪法规定将沦为一纸空文，既定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换句话说，把目前的制度落实好，才是当务之急，“创新”不能离开“本”。即使创新，也是在落实原有基础文件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而不是凭空捏造。阎连科先生在他的小说《风雅颂》中开篇提出，“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里，但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同理，宪法更应该讲的是“落实”，“落实”就是在原有老路的基础上向前进步，既尊重成规，又富有创新意识，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去研究、实践宪法。 　　人大曾经给人以“橡皮图章”之印象，但现在的一些事实说明，人大的作用举足轻重，其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个案监督、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的审查，对官员的质询和罢免等等，都是其他机关无法取代的。现今，人大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橡皮图章”，而是一定意义上的“金图章”、“银图章”。 　　鉴于此，本文围绕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如何提高人大监督的权威，如何落实人大的质询和罢免制度等议题，根据律师工作的实际经验，提出自己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官员引咎辞职现象之反思 　　从安徽阜阳“假奶粉事件”、河北“三鹿奶粉事件”，到山西“临汾溃坝事件”，再到贵州瓮安事件、深圳事件等等，引发了一批官员的撤职、免职、辞职现象。依据《宪法》的规定，官员辞去、被撤销或者免去的行政职务，如县长、区长、省长等，都来源于由同级人大的选举或者任命。但是，细究起来，在免职的时候，却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即我们都不能看出是由人大做出罢免的决定。 　　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好现象，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在任命一位官员时，往往是依照宪法，由人大选举产生，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要求。为什么在官员被免职的时候程序就显得不严格了呢?我们认为，在官员任职和免职的时候都应当非常严格地遵守相关程序。过去我们重视产生，轻视免除，这是不科学的。最终的结果都是行政机构控制了人大。人大选举和罢免都是有严格条件的，如果不尊重选举结果，如果责任分不清楚，则不是良性的选举和罢免，是不合乎规定的。 　　这种带有随意性的做法，由于程序不清，责任不清，条件不清，最终并没有给人民一个明确的交代。造成人民猜疑众多。在事实上，这种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等，都有原则规定。 　　二、人大质询罢免制度与宪法诉讼制度比较 　　在我国，一般的宪法争议如选举权的争议等问题，属于民法和民事诉讼法调整范畴，通过一审、二审民事审判程序予以解决。而监督权，任免权等，则应当通过质询、罢免制度解决。质询对提高科学决策是有好处的。目前，我们还不具备宪法诉讼条件，在走向宪法诉讼的过渡过程中，最好方法就是落实人大的质询和罢免程序。相比较而言，两者存在如下区别： 　　第一，启动程序不同。宪法诉讼以公民或者法人为诉讼主体而启动，质询罢免程序以人大作为主体启动。 　　第二，工作程序不同。宪法诉讼当以特别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程序进行，质询罢免程序是以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进行。 　　第三，效果效力不同。宪法诉讼的结果是由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以判决书或裁定书的形式进行法律上的判定，具有法律执行力。而质询罢免程序由大作出针对某官员的质询罢免书，更多的是从资格任免角度出发。 　　第四，法律渊源不同。宪法诉讼一般建立在法律明文规定之上，讲纯法律多过讲政治。质询罢免程序主要是除法律之外，涉及到党纪国法等政治性较强的内容，更多具有的是强烈的政治倾向。讲政治多过讲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