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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虚假仲裁司法救济的盲区 字号 评论 邮件 纠错 2013年09月26日06:40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张伯晋　程丁 　　本期研讨话题:虚假仲裁的救济与制裁 　　编者按　9月22日，由检察日报理论部与方圆律政杂志社共同举办的第五期尚法论坛—“虚假仲裁的救济与制裁”法律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刑法、刑诉法、民商法研究领域和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透过“上海瑞证案”折射出的虚假仲裁司法救济盲区现象，研讨虚假仲裁救济与制裁体系构建，以期为解决虚假仲裁日渐多发的问题提供对策建议与理论支撑。 　　“虚假仲裁把公司和股东们都坑苦了，我们损失了价值4亿元的地块!”面对参与“虚假仲裁的救济与制裁”法律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和记者，深圳市即达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即达行公司)的刘先生诉说了八年来心中的苦恼和疑问。 　　2004年，王某利用其同为上海瑞证投资有限公司(即达行公司设立的用于开发浦东地块的项目公司，下称瑞证公司)和上海龙仓置业有限公司(瑞证公司的股东之一，下称龙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便利，向瑞证公司的其他股东隐瞒事实，以瑞证公司名义与龙仓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超过损失25倍的天价违约金，然后通过仲裁员吴某独任仲裁，将瑞证公司的地块转归龙仓公司所有。在仲裁裁决生效后，刘先生等股东才知道事实真相。刘先生等人虽然身为瑞证公司的股东，但是由于不是仲裁关系中的当事人，无法救济自身受损的合法权益，只能眼睁睁看着公司资产被侵占(下称“上海瑞证案”)。 　　法定代表人利用虚假仲裁侵犯其他股东利益的现象，违反了哪些法律的规定，对此应如何依法维权?刘先生遭遇的个案其实具有普遍性法律意义。透过这一案件，仲裁领域的司法救济盲区浮出水面。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虚假仲裁的界定、危害、救济、制裁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不仅为个案解惑，更为根治虚假仲裁这一司法前沿问题开出对症良方。 　　虚假仲裁的界定与危害 　　目前，我国共设有200余家仲裁机构，2009年仲裁案件标的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从仲裁机构数量与案件数量上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仲裁大国。 　　“仲裁体现了市场经济契约自由的精神，与诉讼程序相比具有六个方面的竞争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刘俊海说，仲裁“一裁终局”，其服务性、民间性、专业性、独立性、自治性、包容性更强，与司法裁判相比更具优势。 　　然而有利则有弊，由于仲裁程序缺乏了诉讼程序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在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仲裁制度的漏洞和盲区凸显出来，出现了“虚假仲裁”等新型犯罪手段。 　　如何界定虚假仲裁?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谢望原认为，可以比照虚假诉讼对虚假仲裁予以界定，即虚假仲裁应当是虚构仲裁案件事实，出于某一种非法或者不正当的目的提起仲裁程序。如果仲裁中有部分的案件事实是属实的，当事人只是为了取得胜诉的结果，伪造了相关的证据，这种情况不属于虚假仲裁。如果当事人和相关仲裁人员串通，存在行贿受贿行为，应受刑法枉法仲裁罪的规制。 　　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莫洪宪赞同谢望原对虚假仲裁的界定，并提出借鉴“诉讼欺诈”在实践中以诈骗罪处理的情形，虚假仲裁实际上是枉法仲裁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因此将虚假仲裁作为枉法仲裁罪处理是无疑问的。 　　在刑事诉讼中可将虚假仲裁纳入“违法仲裁”的范围进行考量。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左坚卫认为，因为“虚假”无外乎主体虚假或内容虚假，都已经违背了法律的基本要求。仲裁员在明知仲裁内容虚假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仲裁，显然属于枉法仲裁的范围。 　　刘俊海说，虚假仲裁危害明显，具体而言:一是对于当事人合法财产权利的损害，二是对仲裁机构公信力的损害，三是增加市场交易成本。此外，虚假仲裁还极大挫伤了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作为国际、国内多家仲裁机构的资深仲裁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凯湘赞同刘俊海的观点，并提出虚假仲裁的危害还在于腐蚀了一批仲裁员，损害了仲裁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完善与创新对虚假仲裁的救济与制裁体系，是维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 　　虚假仲裁的民事救济 　　根据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虚假仲裁的民事救济一般包括申请撤销裁决制度、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制度。然而这两项制度存在救济盲区。 　　刘俊海认为，上述两项制度都是对于虚假仲裁、不公正仲裁裁决书的防备措施和救济制度，主要在于发挥当事人(被执行人)的主动性，但是某些虚假仲裁案件中受害人往往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虽然是本案的当事人，但是法定代表人的权利不在他手中(如上海瑞证案)。 　　因此，刘俊海主张借鉴公司法第152条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创设“股东代表仲裁制度”，即当公司法定代表人“失灵”的时候，或当其严重违反了对于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