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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隐私权语境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 　　摘 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功利性与正义性平衡的立法价值中所具有的推定逻辑与隐私权保护存在现实的冲突，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置和对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进行限制统一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要求，因此，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限制符合法律的基本理念，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隐私权 平衡 限制 正当性 作者简介：王赞，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研究方向：检察理论及实务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3.320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价值中的推定逻辑与隐私权的冲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反腐败形势下寻求功利性和正义性的平衡点而产生的一个罪名，由于现代腐败犯罪手段的隐蔽性和司法资源的限制，控告方往往并不能彻底地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的增加与犯罪有关，而将证明责任转移给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同时赋予该罪的嫌疑人主动排除怀疑的机会，即在司法机关责令其说明时，主动提供其财产来源合法的证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价值在于既不放纵腐败犯罪，又不破坏刑法原则，从而在立法技术手段上实现功利性与正义性的平衡 但无论以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价值进行解释，都无法排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存在着推定的逻辑。这种推定逻辑使得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将自己的财产状况进行公开的负担，并且这种负担往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的。当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被问及巨额财产的来源时，如果其认为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并且属于公民的隐私而不愿进行说明，这就产生了公权力和隐私权现实的冲突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限制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正当性分析 （一）隐私权到公共利益为止 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财产状况亦是隐私权的重要保护对象，然而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保护应当遵循不同的原则。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中，国家工作人员在财务状况方面的隐私权应当保护抑或限制，关键看该隐私内容是否已经触碰到了公共利益。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角度来看，通说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内容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要求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学习学历、社会交往、财产收支等私人领域信息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勤政廉政情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状况等私人信息内容的公开已经成为公共利益的要求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优越于普通公民的地位，因此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决定了这种对于巨额财产持有状态的社会危害性必然有别于一般社会公众，该巨额财产与腐败行?榇嬖诟叨雀侨恍缘牧?系，国家工作人员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危害是普通公民实施同样的行为所不具备的。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也符合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二）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博弈 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诚然有来源合法之可能，对其公开会导致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社会道德评价降低或者使其产生道德方面的不安全感。如国家工作人员受人包养所得巨额财产，在现有刑法体系中并不必然构成犯罪，但显然属于当事人的隐私权内容，并且这一情形极有可能造成当事人的社会道德贬损。因为隐私权本来就是与道德判断更为相关的一个社会问题，人们是将社会道德标准内化为自觉行为而对隐私加以保护 在刑法的框架内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持有状况及来源的探究，是一种关于罪与非罪的法律判断，应当遵循法律判断的逻辑和标准，对于当事人隐私权的考虑则是在维护其社会道德评价。相比之下，法律判断的标准显然更加刚性，并且法律判断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程序，应当在适用中优先于道德判断，保护隐私权的道德成本显然不能成为妨碍法律判断的理由。因此，即使并非是违法手段获得的巨额财产，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的过程中，仍有必要进行公开，通过限制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为正确的刑事司法判断提供条件 （三）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规定与国际的接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0条规定各缔约国应考虑采用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资产非法增加，即公职人员的资产显著增加，而本人无法以其合法收入做出合理解释”的行为定为犯罪，这说明国际社会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视为具有更大隐蔽性的腐败行为从而认为有予以打击的必要，于是对这种行为做出了犯罪化的要求 我国刑法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补充，说明我国刑法在打击这种高隐蔽性腐败行为的立场上与国际是接轨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置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