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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我心脏陷入深深睡眠 　　几千年前，先贤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几千年后，白岩松感叹：“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教育。” 传统上，虽然认为生死都是人生大事，但谈论死亡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令人不悦，所以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有意识地将其隐蔽化、边缘化。行船的人避讳说“翻、沉”等字眼；在医院忌讳说“死”；即便人已经死去，也会讳称去世、仙逝、辞世……以此种种回避，来隐藏我们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在实际生活中，也很少有人愿意谈论或者研究死亡。根据中科院的调查研究，无论是自然意义上的死亡还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中国人的关注和研究均相当欠缺，研究死亡的书在国内出版得极少，学校也鲜少开展关于死亡或者生命教育的课程 然而，作为生命历程中自然的一环，死亡每天都在发生，如何让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消除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焦虑，其实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正是这种紧迫感与责任感，让陶国璋毅然决然地投身生死教育几十年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他说，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死亡终究是最孤独的人类体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而意识到那一刻的存在和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便会产生一种“觉醒体验”，把自我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死亡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成为促成生命成长的机制――向死而生 经历过死，才懂得生 陶国璋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二十多年，最初开这门课，与他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 陶国璋自幼身体羸弱，7岁时就患上了肾病，英语老师教英语字母表，他在学到字母L时不得不退学住院。后来的校园生活也一直断断续续，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把字母L和I搞混，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英语字母表的终点就是L。被疾病折磨许多年，陶国璋有好几次和死神擦身而过，也正因如此，他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什么是死亡 39岁那年，因为肾脏疾病加重，陶国璋不得不动了手术，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就诊的过程中，他常偷偷观察候诊室里人们的表情，久而久之他能一眼看出谁是偶然生病的健康人，谁是等待死亡宣判的末路病患。在那些即将面对死亡的人脸上，挂着一种沉重的绝望，而这种绝望，在陶国璋看来，比疾病带来的痛苦更让人感觉到死亡的恐惧 与此同时，养病的陶国璋看了很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每次碰到那些向死而生的病友，每次碰到有关生与死的新闻，他都会忍不住停下来认真地想了又想：“他们为什么要活下来？他们为什么不能放弃？”思虑越多，他越发理解了什么叫“除却生死，人生再无大事”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当他身体康复回到学校讲台上时，却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然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他们动不动就选择放弃――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感觉没意思，就坚持要求退学；因为一点挫折甚至放弃生命…… 这样毫不犹豫，无一丝珍惜的放弃让陶国璋担忧不已，“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这个时代却似乎特别缺乏生命的沉重感，生命似乎轻得不着地。年轻人之所以这么轻易放弃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 于是，陶国璋克服各种困难，开讲通识课《死亡与不朽》。“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在通识课讲死亡，我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年轻一代人对这个话题的思考。”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陶国璋《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学生大多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想不开呀？这么年轻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但接下来，他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18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台下满眼的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顶的他，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对，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陶国璋也笑，然后缓缓地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常常这句话说完，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在总共13节的死亡课里，除了课堂上的知性教学，陶国璋还鼓励学生去殡仪馆参观，到解剖室触摸尸体，去寿衣店、公墓了解死亡的方方面面。在最后一节课，陶国璋还会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这样做，目的在于将知性教学和感性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没有知识的讲授，直接去体验死亡有些突兀；但只讲知识，不去体验，又有些凌空虚蹈。” 这种感知死亡的感性教学自然阻力不小。比如参观殡仪馆，一开始陶国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