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文学复古及周作人“文抄公”体.docVIP

章太炎文学复古及周作人“文抄公”体 　　摘要：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文抄公”体是对章太炎文学复古思想的复归。章太炎的考据之文培养了周氏作文的求真精神，他提倡小学以达到文学复古的思想又使周氏注重修辞的精确与朴质，这两点构成了周作人的文抄公“体”的主要特征；周氏把章氏的儒家人本主义言说表述为“人情物理”一语，作为“文抄公”体写作的核心价值；“文抄公”体继承了《新方言》借助方言考察中国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史的民间立场，将民俗作为写作的内容主体。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复古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关键词：章太炎；周作人；文学复古；“文抄公”体；考据；人本主义；民俗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 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文抄公”体，把中外古今文章（中国传统文人笔记、尺牍、日记占据大宗）中“人情物理”相通的文字，信手抄来，然后排列组合、连贯为文，形成晦涩、冲淡的文体风格。对于“文抄公”体所体现出的丰厚的审美情趣，以及周作人蕴含其中的深刻思想，学界多有研究，但对周氏创造这一文体所汲取的文学史资源缺少深入探究。笔者不赞成将其直接与芜杂的古代文人笔记简单联系起来，两者有本质的不同，事实上，周氏对大部分古代文人笔记表示了他的不满，它们只是周氏以现代眼光进行评判、取舍的对象罢了。如果我们对周氏在新文化运动前，即文学复古时期的创作做一番了解的话，便可发现，部分文章已经初具“文抄公”体的规模，或许可以说，周氏30年代所进行的“文抄公”体的写作亦是对早年文学复古思想的复归，而周氏在新文化运动前的文学写作是受到乃师章太炎文学复古思想感召的结果。章太炎考据文章的文体形式、对儒家人本主义的言说、方言学的民间立场对周氏“文抄公”体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以考据为“体” 清学，又称朴学，是以考据训诂为法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研究的学问，几乎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天文、算法、地理、文字、音韵、金石学、职官等门类。章太炎则是朴学的佼佼者，被梁启超誉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的押阵大将”。章氏在《说林下》一文中对“治经”提出的六项要求颇能看出朴学的严谨：“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感情，五也；汰华词，六也。”[1]118章氏1890―1896年在杭州诂经精舍跟随俞樾进行朴学训练之际，西方近代科学正大举涌入中国。由于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与朴学的求是态度具有相通之处，在完成于此时的《膏兰室札记》著作中，章氏以西方科学知识疏证先秦诸子百家及秦汉典籍，使他的学术研究具备了现代眼光 章太炎学术研究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将包含字形、音韵、训诂的小学看作一切学术的根本，中国社会文明的存在与发展亦得其维系：“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据文章，所以，章氏将书志、疏证类考据文章作为最优的文学 章太炎的考据文章培养了周氏作文“求真”的取向，“文抄公”体的旁征博引便是借鉴了考据文体运用例证以进行归纳与演绎的形式。章氏提倡小学以达到文学复古的思想又使周氏极为注意修辞的朴质与准确，这两点构成周作人文抄公“体”的主要特征。周氏1914年发表的《儿歌之研究》一文，采取的便是考据的文体形态，周氏开篇便摘抄、旁引古籍文字以佐证“儿歌”意义：“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尔雅》，徒歌曰谣。《说文》，注云，从肉言，谓无丝竹相和之歌词也。顾中国自昔以童谣比于谶纬，《左传》庄五年杜预注，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或有凭借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又论童谣起原。《晋书……又《魏书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晋书……”摘引六段古文之后，周氏以现代眼光予以批评道：“自来书史记录童谣者，率本此意，多列诸五行妖异之中。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之歌，而以为鬼神凭托，乩卜之言，其来远矣。”[5]294295这便是考据方法之一的“归纳”。周氏全文摘抄了大量的儿歌，如“弄儿之歌”：“北京有十指五官及足趾之歌，（见美国何德兰编译《孺子歌图》）越中持儿手，以食指相点，歌曰：斗斗虫，虫虫飞，飞到何里去？飞到高山吃白米，吱吱哉！与日本之拍手（Chochi Chochi），英国之??饼（Pata Cake），并其一例，其他指戏皆属之。”[5]296此段文字则是运用了“演绎”之法。由于该文抄录的材料多是活泼的儿歌，周氏又以浅显文言娓娓道来，稍有情趣，已经超出一般的考据文体，这便是文抄公“体”的雏形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月第33卷第2期贾泉林：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