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对朱子、阳明“格物致知”二元对立模式之批判性圆融.docVIP

船山对朱子、阳明“格物致知”二元对立模式之批判性圆融 　　摘要： 格物致知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作为宋明理学的主流学派思想家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彰显为向外和向内、体用和知行等方面的差异。船山从体用互贯角度消解了朱熹、阳明对“格物致知”向外和向内的分歧，将内之本体与外之方法相结合，发展出内思辨与外学问相结合的认识道路，并从知行角度纠正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偏知或偏行的偏执。船山将朱子和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分歧加以批判性圆融，丰富发展了“格物致知”思想 关键词：王船山； 王阳明； 朱熹； 格物致知；朱王分歧；批判性圆融 “格物致知”源自《礼记“格物致知”的阐发：朱子认为修齐治平重要的一环是“格物致知”，在孝宗即位时，朱子曾明确指出“格物致知”对于帝王的重要性：他认为帝王首先要“格物致知”，以穷事物之变化，通所存之义理；阳明也认为成圣之功是要使此心纯乎天理，而不夹杂着一毫人欲之私，而要使人不夹杂人欲，就需要在此心萌动之时下功夫。阳明曰：“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①船山曾说：“不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明明德，安得有太过？”②朱子、阳明和船山都很重视“格物致知”，但他们分别从不同的逻辑和理论起点展开对格物致知的阐释：朱熹和阳明在“格物致知”理解上有外格与内格之分歧，船山对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的理解兼采阳批阴融之态度，圆融了朱熹与阳明关于“格物致知”阐释的各执一词 一、朱子、阳明“格物致知”“外格”与“内格”的二元对立 宋以降，司马光、二程等人都对《大学》进行了阐释和发挥，其中以二程和朱熹的阐释最为典型。程颢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③程颐亦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然致知在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二字。”④程颢认为“格物”即是要穷至事物之理，则自然就能够致知；程颢认为：所谓“格物”是“致知”的手段，“致知”是“格物”的结果。程颐将“格物”阐释为于事事物物上穷理，穷得事物之理即是“格物”。程颐对“致知”的解?比程颢对“致知”的阐释更为深入：认为通过养心能够用达到“致知”之目的。程颐的“致知”相较程颢的“致知”加入了存养、保养等主体性修养功夫。朱熹对二程 “格物致知”的阐释进行了发挥。他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⑤朱子认为格物即是穷事物之理，深入挖掘朱子“格物”之义，可知其内蕴两个层次：“至”有可作为动词“到达”和名词“极致”之意，可知朱熹的“格物”次序是“到达物”―“穷物理” ―“至极物”。依此来观，以孝顺为例，朱子认为首先应该行孝，践行孝顺的当然之则；其次是要通过“学、问、思、辩”等功夫穷尽所有孝顺的当然之则，通过日积月累的思辨穷理，自然能够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最后即能穷至事物之理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⑥ 朱子注重格物践行，注重外在格物，但朱子却无法解释践行当然之则的必然性，也即朱子没有说明由外在的格物，如何归纳得出致知的必然性。在朱子看来，“致知”即是推及已获得的知识，将穷理所得的知识运用到现实人伦中。“格物”肯定的是行在其中，但是这种“行”是主体还未曾意识到主体行为的所当然。从狭义层面来看，朱熹的“格物致知”属于“知”的范畴，是不能真正涵盖在“行”的范畴之中的（此处的“行”是从主体道德自由性来说的）。从文字阐述角度来看，朱子格物和致知当属于一个层面上的。但朱子之“格物”片面注重外向格物，注重外扩，但在注重如何由外扩过渡到内向性的思辨内省致知层面，朱子至少是缺乏的，或者说至少是偏向外在的格物，游离的是内省式的致知的。简而言之，朱子的格物多注重的是外向格物，缺乏的是内在思辨性反省 阳明对“格物”的阐释多注重的是内省式的格物，在向外的推扩层面观照甚少，此与朱熹迥然相异。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朱子与阳明在格物致知理解方式上的截然对立。《传习录》记载： 格物，如《孟子》 “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 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⑦ 阳明认为“格物”是内在的格心，由内而外。阳明“格物”使心本体无时无刻不处于纯正的状态，使本体处于纯善无恶的状态，即《大学》所谓的“止于至善”，“格物”的价值旨归为“止于至善”。阳明训“格”为“正”，释“物”为“意之所在”，阳明认为“格物”即是“意”之所在。“意”可理解为意向、指向和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