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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均等化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探究 　　摘要：财政均衡实施过程始终存在着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权衡，二者之间可以找到一个相互兼顾的平衡点。在公平与效率权衡的基础上，明确我国财政均衡的目标导向为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均等，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均等化模式选择与标准定位，是推进财力均等化的最终落脚点。对财力均等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关系展开定性与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地区间财力均等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推进财力均等化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领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程度不同，在均等化实践中两种均等化模式都应兼顾 关键词：财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整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中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目标之一，而地区间财力的均衡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和保证。立足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实践，以财力与基本公共服务两种均等化模式为基础，客观考察两种均等化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究两种均等化模式在中国实践中的辩证关系，对于中国科学选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模式，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均等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首先论述财政均衡视阈下的公平与效率，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探讨我国均等化模式选择的方向及其标准定位；然后对财力均等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理清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差异；最后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量化考察财力均等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揭示推进财力均等化对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影响 一、 财政均衡视阈下的公平与效率 均等化是一个与公平正义紧密相连的概念，财政均衡是西方公平理论与思想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公平理念是财政均衡应有的含义。此外，探讨财力分配的公平问题无法脱离效率而独立进行，财力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始终存在着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权衡。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了诠释。部分学者[1]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即效率的实现需要依赖个体劳动的积极性，公平则是保护个体劳动积极性的根本因素，公平的建立需要以效率为基础，而效率是公平得以保障和发展的动力。公平价值主导下的制度能够处理好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各种争议；效率价值主导下的制度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化配置作用，有利于提高个体劳动的积极性和全社会的经济绩效。当公平与效率发挥互补作用时，能够较好地解决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财政均衡实施过程中，公平和效率始终都是需要兼顾的政策目标[2]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公平标准，有的公平标准强调社会中最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有的侧重于社会能否给每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有的则注重结果的平等，但无论哪种公平标准，都不是绝对平均，其目的都是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3]。虽然不同的国家由于其价值观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社会公平观，但多数国家仍把公平原则作为财政均等化的首要原则。在西欧高福利国家，这种公平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贯彻。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均等化过程中对公平原则的看重，并没有忽视对效率的?P注，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在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前提下实施的，强调机会的均等；即使是公平度最高的西欧国家也没有出现绝对公平的现象，这些都体现了对市场效率的尊重 财政均衡制度因缺乏激励和约束而经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均等化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适当均衡。在较短时间内，公平与效率之间一般需要做出取舍，但是从长期来看，公平与效率是可以兼容的，因此，主要发达国家在推行财政均等化过程中，尽量通过长期的合理的制度设计来降低均等化对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均等化的制度中融入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通过设置均衡分配的上限或下限以保持均衡制度的可持续性，通过强化对州和州以下地方政府的责任机制来减弱均等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实际上，地区间财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要寻求财力的绝对均等或均衡是难以实现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所形成的效率最佳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即为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公平状态；而地区间财力差异所形成的公平最佳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即为地区间财力分配效率低下状态。随着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变化，公平与效率曲线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一般来说，公平与效率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优，但二者之间可以找到一个相互兼顾的平衡点。因此，政府要综合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变化趋势，调节地区间财力差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综合优化状态。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实现各地区的财政均衡，不是为了实现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财力水平的完全均等，而是在考虑各地区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之间差异的基础上，使各地区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 二、 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我国财政均衡目标导向 1. 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