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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影响探究 　　【摘 要】 本文基于Novy[1]（2012）构建的双边贸易成本指标，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全球100多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将双边贸易成本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引入模型，运用系统GMM两步法实证考察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考虑到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惯性，进一步引入上期对外直接投资额使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显示：双边贸易成本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负相关关系，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每下降1个百分点，刺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上升0.884个百分点。实证结果同样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回归具有一致性，实证证据支持理论结果。因此，认为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是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关键词】 双边贸易成本 对外直接投资 系统GMM 一、引言 伴随“新经济地理理论”把贸易成本纳入到经济研究框架，认为降低运输成本等能够引发聚集效应，外部性，规模效应，贸易成本与OFDI关系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新主题，国内则缺乏相关研究。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向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势必不断上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众多，国外学者已检验过贸易成本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影响显著。本文延伸到“一带一路”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测算在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成本的敏感程度 早期关于?Q易成本对FDI的影响的研究从关税入手，Horstmann and Markusen [2]（1992）， Motta（1992） and Rowthorn[3]（1996）认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生产的目的即为了避免关税壁垒，此即“关税跳跃”（Tariffs-jumping）理论。此外，也有学者从规模效应的角度出发，研究贸易成本与FDI的关系，Brainard[4]（1993）提出“邻近-集中权衡”（proximity-concentrate trade-off）模型，企业是否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取决于邻近带来贸易成本节约与集中带来规模效应的权衡。近年来，垂直型FDI理论、出口平台型FDI理论、逐渐盛行。在垂直型FDI中，该理论模型显示要素价格和贸易成本对FDI的影响（Helpman[5]，1984）。Neary[6]（2009）则从水平型FDI和跨境并购（cross-border mergers）两个角度解释贸易成本下降促进FDI上升，认为由于出口平台的作用，集团内部的贸易自由化会促进水平型FDI的增长；同样贸易成本下降鼓励了跨境并购，Collie[7]（2011）则构建了一个古诺-双寡头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由多边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导致贸易和FDI共同增长。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贸易成本对FDI的作用不明确，Nocke and Yeaple[8]（2007）， Norb?ck and Persson [9]（2007）从从技术溢出角度给出了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型FDI的原因，即从生产效率高的国家转移技术和管理经验到生产效率低的国家，认为贸易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大 从掌握的文献来看，国内研究相对缺乏，刘洪铎[10]（2016）从经验证据上支持贸易成本下降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国外学者对于贸易成本与OFDI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定性的结论，从理论角度来看，既有理论支持贸易成本与FDI呈正相关关系，也有理论支持贸易成本与FDI呈负相关关系。虽然贸易成本对FDI究竟是呈促进还是抑制效应在理论证据与经验证据上存在一定分歧，但对现实情况贸易成本下降与FDI迅猛发展的现状一致认可。本文将使用2003-2014年中国OFDI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数据，对两者的具体关系进行进一步检验。一方面从经验证据考察贸易成本与FDI的关系；另一方面尝试在具体背景下厘清贸易成本不同影响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给出相应结论建议，如有的国家应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而有的国家更应该提升本国商业投资环境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构造 1.核心解释变量双边贸易成本测算及内涵： 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主要有直接测度法与间接测度法。直接测度法相对简单，主要度量关税、非关税壁垒（配额）、运输成本等可以明确测量的成本，对各国数据统计要求较高且难以反映综合的贸易成本，不太适用于计量研究。本文需要以双边贸易成本数据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在测算双边贸易成本数据时采用以贸易流量计算的间接测度法，一是能够得到相对更为完整的贸易成本数据，二是间接测度下的数据更为综合的反映贸易成本，且不会改变实证模型中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关系 Novy[11]（2006）基于Anderson and Wincoop[12]（2004）的理论框架通过多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