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农村政治控制的变化论文.docVIP

　　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农村政治控制的变化论文 .freelanagedreform）。（陈康等，1992年） 就上层而言，国家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动力主要是出于节约费用的考虑。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人民公社的产权安排和政治控制模式下，交易费用是十分昂贵的。而70年代后期，国家费用上升的指数远远超过了收益指数的增长。（周其仁，1994年）但是从政治上来看，国家的政策让步更主要地是源于政治合法性的考虑。因为在当时，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由于长期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动乱而正受到合法性的挑战，如果国家不对底层农民的变革要求作出反应，不及时调整既有的政策，它就不可能得到农民更多的政治支持，相反，一旦农村秩序变得紧张，国家已不能指望凭借原有的控制系统来巩固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降低控制成本。恰好当时政治上的客观情势不至于使国家的政策让步会反过来削弱政治上的合法性，因此，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控制的宽松有了政治上的可能性。 国家对农村控制的大幅度放松对农村的所有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原有体制通过国家主导的政治运动形成和改变所有权的逻辑，逐步让位于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周其仁，1994年） 首先，农民个人产权的成长使农村的经济民主由社会主义的原则变成了事实。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规定，而这要以人民享有个人产权，并有权依法对个人产权进行自由处置为前提。改革以来，农民的个人产权得到政策和法律的合法确认，农村产权的权利束分解朝经济民主的方向发展。农村产权结构变化的结果，是国家拥有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和流转权，享有剩余索取权以及非农资源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农民的个人私产权得到确认。这样，农民作为农村产权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的产权主体，它就有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力，而且从根本上讲，这种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可以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取得一致的。 其次，国家控制的宽松使农民有了更多的自由。农民的自由包括依法处置个人私产的自由，契约交易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流动的自由，等等。这种自由赋予了农民可自愿地进行制度创新的权利，也可自愿地退出的权利。这就改变了农民的身分，也提高了农民的谈判地位。自由，是任何民主的政治体系的前提或基础，没有自由，就谈不上政治上的民主。显然，这种自由在原来的产权结构和控制模式下是不存在的。由于农民有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农民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必然地倾向选择立宪主义的政治秩序。「17」 改革以来的承包责任制到股份合作制等制度创新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国家与农民之间由此而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由绝对的权威支配与消极顺从关系转化为双方讨价还价式的交易关系，从而出现了交易产生的所有权。可以说，这是日趋强大的社会力量对国家旧式的权威系统发起的冲击；在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控制作出主动的、被动的让步后，从农村产权结构的演变对农村社会民主的成长所起的推进作用来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性的。有了双方的平等契约关系，农民获得了产权和自由，而国家则换得了稳定的收益、低成本的控制和农民的政治支持。这就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的一致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权力和行为受到农民和社会的制约，在合约交易中，国家被要求承担起保护新的有效产权的责任，而且自己也主动地作出这一努力。这反映了国家已不再如以往那样可以单方面改造社会和产权而无须与农民作进一步的交易。农村改革的经验证明，一旦国家侵犯有效的产权安排，它就会受到乡村社会和农户的有力反弹。因此，改革以来的农村政策是在分权决策的框架下聚合农民的利益要求的产物，这一过程把农民的利益纳入到政府过程中来，农民已不再是体制外的边缘人而成为体制内的政治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控制的大幅度放松是由一系列的内外因素推动的，其中就有农民的产权和利益要求；然而，一旦控制放松，它就对农村社会的产权与民主的演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演进与成长必须以这种宽松的环境为前提。当然，有必要指出，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的让步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比如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兴和农村秩序的失控。这种状况肯定会影响农村的产权变革和政治建设，至于能否把宗教纳入到乡村新的政治秩序之中去，使之发生现代性的转变，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唐贤兴，1995年） 7 由农村承包责任制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实际上是财产权的分解和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产权主体的地位的确立和自由度的增大，实际上是经济民主的扩张。 社会主义历来主张以广大人民的经济民主来取代少数政治经济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农村改革是对这一理想的实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民主高于政治民主。但是，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社会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