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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金融市场与民族国家论文 关于1997年以来的东亚金融危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不少包含了很强的感情色彩，例如“阴谋论”的指责，或者“全球化”的渲染。本文的目的，只是想回到经济学的基本传统中去，用朴素的、古典的经济学方法去分析这一事件。这意味着，第一，本文认为这一事件中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第二.freel =( p / i ) S b 其中，S m为股票的市场价格，p 为利润率，i 为利率，S b 则为股票的票面价格。同样，两种货币的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达为： e f (1 + i a )= e s (1 + i b ) 其中，e f 代表远期汇率， e s代表即期汇率；i a 代表本国利率， i b代表外国利率。 可以认为，这种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公众知识，它们被写进了许多经济学的或金融学的教科书。只不过在以往，人们只是把这种关系归结为一种市场之间的自然的互动关系。能够利用这种关系的，主要是一国的中央政府。它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股市价格以及外汇市场。以索洛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的创新是，它们设想，如果在短期内迅速改变某一金融市场（如外汇市场）的价格，就有可能引起另一金融市场（如货币市场）的价格的相应变化。只要有恰当的投资组合，就可以利用这一变化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盈利。当然操纵价格的另一种结果，即由于价格大幅度变动导致的恐慌心理，会带来价格的进一步变动，也可以纳入到对冲基金的策略中。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操纵金融市场价格的手段。尽管现在没有哪个对冲基金公开了这种投资策略，但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几个“经典战例”中看出来。例如，在1997年5月开始的对冲基金对泰国的攻击，就是一方面通过抛售泰铢现货与期权打压泰铢价格，另一方面早就购买了按未贬值的泰铢汇率计算的美元期权。这一投资组合成功的核心内容，就是泰铢的贬值。在另一个战例中，对冲基金一方面打压港元汇率，另一方面买入香港股票期权。当香港货币当局为了保持联系汇率而提高利率后，香港股市大跌。对冲基金的金融投机者从股票期权中大获收益。这一战例的核心，是通过改变港元汇率改变利率。 当对冲基金从主要规避风险的机构演变为以操纵价格为手段的投机组织以后，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有必要对它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的、以至全球的福利做一审查。从经济学角度看，操纵价格的行为是没有效率的，因为第一，人为地操纵价格，扭曲了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会误导资源的流向；第二，在短期内造成金融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涨落，会破坏货币体系的稳定，甚至会使其走向崩溃。一种经济学理论指出，稳定的价格体系比不太稳定的价格体系更有效率（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554-558页）。而货币体系的崩溃则会进一步导致实质经济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讲，操纵行为（manipulation）与垄断行为很近似。垄断行为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操纵交易数量以改变价格，并从改变后的价格（即垄断价格）中获利。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操纵视为一种金融垄断 。实际上，金融垄断行为与一般垄断行为一样，都是违背市场规则的行为。它至今没有被普遍谴责并被法律禁止的一个原因，是它与一般的、经典的垄断在表面上有所区别：（1）对冲基金作为一种企业，它直观的规模很小，而经典的垄断企业通常都是庞然大物；（2）它通过控制交易量操纵市场的时间是相对短暂的，而经典的垄断企业则要盘距较长时间。 三、重商主义与世界货币 我们已经知道，贸易差额能够影响一国的货币供给，从而贸易政策同时具有货币政策的功能。在世界上只通行一种货币时，贸易政策就是唯一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近代以来一直长盛不衰的重商主义。在近代早期，国家之间的贸易以贵金属结算，因而可以视为只有一种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国家若想获得支撑经济较快成长的货币供给，就要保持经常的贸易盈余。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快速崛起的国家总是成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 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凯恩斯早就指出，重商主义有利于一国的经济成长，因为贸易顺差不仅导致海外投资增加，而且通过降低本国利率，增加了国内的投资（1963，第285-286页）。现代国际经济学也认定，贸易盈余直接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 当然，获得更多的货币供给并不是重商主义政策的唯一原因。尽管自由贸易政策会给相关国家带来福利的增长，但这种福利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剩余，即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无法积累和聚集起来形成所谓的“国力”。在一个存在着许多民族国家并且互相对峙的世界上，以货币（贵金属或外国的货币）为形式的、可以集中掌握和调动的财富，具有很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含义，即它会在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对抗中产生影响 。反过来又可以“促进”贸易，以及保证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