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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魂者”的风范——记戏剧大师曹禺的几件轶事
“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责贬继之抚爱,真像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这是1937年“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对当时的获奖作品——话剧《日出》的作者、年仅26岁的曹禺的评语。据考证,这段评语出自于郭沫若、巴金等人之笔。70多年过去了。一代戏剧大师曹禺也已作古十余年了,但这段评语仍然不失为是评价曹禺剧作及其笔下描绘的人世百态的最佳措辞。
我在1989年就是以《摄魂》为名,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树钧合作撰写并出版了35万余字的关于曹禺的文学传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版)。该书出版后曾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并在《广播电视报》举办了专题征文讨论和评奖。后又被改名为《曹禺》而列入“中国现代名人传记系列丛书”,并且再版了两次。1990年该书被列为“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
回忆我撰写《摄魂》一书的过程,曹禺作为一代文学大师,当年真可谓垂范于我们这些无名小辈。从我与他的结识,到接受我的采访,以至后来与我结成忘年交的一幕幕场景,使我每每忆及都会热泪盈眶……
1984年,我应上海青年报社“成功者的足迹”专栏之约,撰写戏剧大师曹禺年轻时发奋成才的故事,后因曹禺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多,而“成功者的足迹”专栏版面小,故改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现改名为《上海文化报》)约稿发连载传记。因为原是写小故事,可以从现成资料上汲取素材,而要改为写连载文学传记,则必须采访当事人和传主曹禺本人。于是我便千方百计打听曹禺的联系地址和足迹。
同年10月,我打听到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曹禺到沪参加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一个关于纪念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全国性会议。于是,我便在活动的最后一天下午,冒昧地早早来到上海延安西路的文艺会堂门口专候。会议持续到了傍晚,我在会堂门口那萧瑟初寒、梧桐叶落的街边踯躅到了月光新起,心中一次又一次构思着如何抓紧曹禺出门来的短暂时机,用最简明扼要、又最完整的表述方式向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做自我介绍和说明来意。然而,每当我构思好一段言辞,很快又会觉得太泛冗,或未解明心思。当时我只是共青团上海市委的一名普通干部,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在那个夜幕初起、秋风凄凄、门前空空、愁肠暗饥的环境中,心中油然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小人物自感形秽之情,惟恐与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师搭不上话,又担心会受冷遇。
终于,会堂玻璃门打开了,曹禺被一群人簇拥着走了出来,快步走向门旁早候着的小轿车。眼看他快俯身钻进车子,我疾步上前,冲口叫:“万家宝先生,请稍等!”
曹禺本名万家宝,但周围的人习惯地称呼他“曹老”。他也许是对这突然的本姓称呼惊异了,挺起身,手扶着车门向我注视。旁边的人们也诧异地看着我这陌生的小伙子。我抓紧这短暂的时机,先将预先准备好的初稿复印件和补充修改提纲递给曹禺,紧接着一边递上事先写好的姓名、电话和联系地址,一边做着自我介绍。先前打好的腹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用最快的语速说明了自己怎么寻觅他老人家的踪迹,怎么希望能当面采访他,并恳请他能审阅我的稿件,并尽量作修改……也许是他老人家年老耳背,也许是他一时感到突然,不知怎么与我对话,更或许是我讲话太快,他根本无法听清。只见他那眼镜片后的双眸认真地看着我,频频投来表示理解的神色。此刻,有人来催我打住,说是“曹禺主席太累了”。
于是,我硬挤上去与曹禺握了手,表示告退,他说了声“对不起,谢谢你”,便上了车。我与曹禺的初识就是这样唐突、这样短暂。事后我很后悔,觉得自己没有说好,又觉得自己递上去的稿件是那么粗糙,恐怕他根本看不下去。
谁知,大约在一周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曹禺的一封亲笔信:“大作拜读,材料丰富,足见同志们费了精神,但有些地方似不确,我冒失改了一些。我素来记忆差,恐仍不准实,如必须发表,请勿提起我看过、核定,鲁鱼亥豕,恐致谬误,反尔不妥。敬祝安好。敬祝安好曹禺禺一九八四,十,二十。”
我认真地一遍又一遍读着这位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亲笔信,被这寥寥数语中所透露出的师长风范所感动。我感到他并无我原先想像中的大师架势,而是一位十分能理解初出茅庐之无名小辈的慈祥长者。
我品味到信中的第一句话是种安慰,同时也是一种鼓励,使我一下子觉得离他很近很近,仿佛他有一种能源,“充电”给了我,使我一下子有了信心。我还感觉曹禺十分谦逊,这样一位大师修改无名后生的初稿,竟然还称是“冒昧”。这不能不使我更为敬重他的人格了。此外,我感觉到这位文学巨匠处世为人十分严谨,“鲁鱼亥豕,恐致谬误”一说其实是希望我们多下工夫去听听其他人的回忆,不要以他一人的自忆为准……我确实体会到了一代大师的“摄魂”功力,他的风范震慑了我这后辈。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经事先电话征得曹禺及其夫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老师的同意,我前往上海复兴西路他们的寓所正式进行了一次采访。对这次采访可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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