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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方针研究述评 夏杏珍 2008年06月25日09:34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①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页。 　　对“双百”方针讨论和研究得比较多的是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至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前一年左右的时间，本文简称“5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双百”方针得到系统的论述和初步的贯彻执行;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至90年代初，“双百”方针得到充分、深入的研究和认真、切实的贯彻，并有所发展。本文对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情况作简要述评。 　　一、两个时期对“双百”方针的研究状况 　　（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研究 1.“双百”方针的提出和阐述 　　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 ① 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近一年时间对“双百”方针的讨论、研究十分热烈。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它的内涵以及怎样贯彻执行，是这一时期讨论和研究的热点。 　　这一时期发表的专论“双百”方针的文章、讲话大约有130多篇。当时文化界、科技界的主要领导人、知名人士郭沫若、陆定一、茅盾、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夏衍、范文澜、钱伟长、费孝通、竺可桢、傅鹰、马寅初、黎锦熙、贺麟、吕骥等都发表了感想和意见。可以看出，大多数人是热烈拥护这个方针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有怀疑、有顾虑、也有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后，毛泽东结合贯彻中的实际问题，对“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必要性，对“双百”方针的性质、内涵和政策原则，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成为研究者们讨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陆定一对科学界、文艺界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是关于“双百”方针提出的依据、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要求及相关问题的权威性发言。报告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双百”方针提出后讨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1）关于怎样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 　　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当时社会人士特别是学术界关心和议论的一个中心。1956年5月18日，九三学社召开座谈会。30多位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发言，热烈拥护这个方针，并且表示要以学术上的努力来贯彻这个方针。他们提出，在学术上一定要争，争论才能发展;要学习一切国家的科学成就;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勇于提出争论。 ［1］ 　　5月25、28日，《光明日报》连续报道钱伟长、华罗庚、傅鹰等10位首都著名学者的采访谈话，表达了他们对“双百”方针由衷拥护的心情，也谈了他们对如何贯彻“双百”方针主要是“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钱伟长认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的道路。但是，必须有共同的基础，即以经过证实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华罗庚认为，做到“自由讨论”，不等于已经达到“百家争鸣”。“百家争鸣”需要有“家”，即要是学派，最低也应该有他独创的见解，必须在研究工作中下苦功夫。傅鹰认为，没有“百家争鸣”思想就会僵化，何谈科学发展。开展学术论争，要实事求是。 ［2］ 　　六七月间，以北京为中心全国开展了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刊物、图书出版等领域的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了讨论。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曾组织600多名科学家开展讨论;高校和科研单位召开各种会议讨论;民盟、民革、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都召开座谈会讨论。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和争论集中在以下各点: ① 第一，关于“百家争鸣”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讨论中提到，“百家争鸣”是达到认识真理的方法，通过争鸣，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肃清教条主义，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科学家们指出:“百家争鸣”只是达到真理的手段，不是目的。它的性质同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和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二，实行“百家争鸣”要不要有所限制，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多数人认为不要有任何限制。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说:“对所有限制性的意见，我是一概反对。我们要充分信任争鸣之士，不要有任何限制。”范文澜、金毓黻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成为“双百”方针的指导思想，不能作为一家之言看待。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进行争鸣，就能收到殊途同归的效果，最后归结到一个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