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标权的角度来看哇哈哈与达能之争.pptVIP

* 从商标权纠纷角度看娃哈哈与达能之争 1996年，法国达能公司、香港百富勤公司在新加坡组建的金加投资公司与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建立了五家公司，共同生产以“娃哈哈”为商标的产品。 娃哈哈集团占49％的股份，另一方金加投资公司占51％的股份。 当时，娃哈哈集团以商标作价1亿元，其中5000万元作为娃哈哈集团的无形资产投入，另外5000万元由合资公司出资购买。合资协议中约定娃哈哈系列商标的全部权利归入合资公司。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百富勤将金加的股权卖给了达能，达能因此在合资公司中得到了51％的绝对控股地位。 在双方随后的合作过程中： 达能收购了乐百氏、正广和、益力，并参股光明、蒙牛、汇源等与娃哈哈有竞争关系的企业。 娃哈哈集团则建立了39家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企业，生产标有“娃哈哈”商标的产品。 2006年底，达能以娃哈哈非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未经合资公司董事会通过，擅自使用“娃哈哈”商标违反合同为名，要求以40亿元的价格收购娃哈哈集团下属非合资公司51％股权。 随后双方在“娃哈哈”品牌的归属上发生剧烈的争执。 达能认为“娃哈哈”品牌属于达能与娃哈哈的合资公司，而合资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及其妻女设立的非合资企业并不具备使用“娃哈哈”品牌的权利。 娃哈哈集团则认为，中方一直是“娃哈哈”品牌的拥有者，宗庆后不仅公开拒绝了达能的并购提议，还指责达能此前对中国一系列饮料企业的并购和合资行为已构成垄断。 与商标权的归属相关的有三份合同，分别是1996年金加投资公司与娃哈哈集团签订的《合资经营合同》、娃哈哈集团与合资公司签订的《商标转让合同》和1999年娃哈哈集团与合资公司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这三份合同为分析商标权的归属问题提供了线索。 对于双方1996年签订的《合资经营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时真实意愿的表达，按照当时《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这份合同是有效的。 1. 《合资经营合同》 2、《商标转让合同》 双方于1996年签订了《商标转让合同》，该合同是为履行《合资经营合同》而签订的。 但是根据1996年实施的《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商标转让有一个前置程序，即应先报商标局核准之后，双方才能正式向国家商标局申请商标转让。对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申请，商标局不予核准，予以驳回。 由于当时国家商标局没有作出核准的决定，因而商标权的移转并未完成，商标权依旧属于娃哈哈集团。 虽然商标局没有核准商标权的移转，但商标法没有规定商标转让合同需经核准才能生效，所以商标权没有移转并不能影响此前双方已经签订的《商标转让合同》的效力。 签订商标转让合同是一个债权行为，在双方当事人就订立商标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合同即产生了债权法上的约束力，即使后来发生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况，也不能以合同没有履行反过来否定合同的效力。 此外有观点认为《商标转让合同》已被后来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所代替，对此，我认为《合资经营合同》、《商标转让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三份合同在约定商标权的归属上是一致的，即娃哈哈集团将商标权转让给合资公司，《商标转让合同》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都是为履行《合资经营合同》而产生的合同，双方通过《商标转让合同》来实现商标权的转让遇到了障碍，才会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因此不存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代替《商标转让合同》的问题，《商标转让合同》依然有效。 3、《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由于商标转让协议未获国家商标局核准，1999年双方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该合同在内容上几乎等同于转让协议，许可人不仅不可以再许可第三人，而且无权自己使用。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应当报商标局备案，对不符合有关商标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局不予备案并不予公告。但备案只需提交简式合同 ，于是双方把实质的权利义务关系简化成为简式合同，用于向商标局备案，合同中未提及上述限制性条款，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阴阳合同” 对于阴阳两份合同，我认为其中不一致的条款，应该以在商标局备案登记的那一份许可协议的条款为准。因为登记能产生公示和公信的效力，其效力在某种程度上应该高于未经登记的合同或条款。“阴合同”与“阳合同”约定不一致的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另外，从订立这两份合同的目的上看，双方签订详细商标使用许可协议是为了避开前述商标转让审核的障碍，而签订简式的商标许可协议又是为了不让商标局知道实际上双方签订了一份效果几乎等同于商标转让协议的独占性许可协议。无论是“阴合同”还是“阳合同”，由于都是双方为规避法律而签订的，是以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的，所以都是无效的，因而娃哈哈与达能间的商标许可协议应该是无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