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转型去行政化.docVIP

中国大学转型与去行政化 一、行政与学术关系的重思　　“行政化”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表述，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更准确地说应是“官僚化”或“官本位”。“行政化”在字面上一般是指一个组织中行政权力以及行政管理部门不适当的膨胀，以致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大致相当于“科层化”或“过度科层化”。但当前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含义绝不仅限于此，而是包含了行政权力化、行政级别化以及行政文化主导三层含义。我国大学的行政化的真正所指根本不是科层化或过度科层化，而是严重的官本位或官僚化。那么既然如此，中国的语境中为什么习惯于用“行政化”来概括大学的“官僚主义”或“官本位”现象呢?这除了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里对于“官”的某些忌讳有关外，又和行政权力、行政级别以及行政文化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就需要重思我国大学里行政与学术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对行政与学术之间关系的条分缕析才能真正弄懂我国大学里“行政”的本来面目以及“行政化”的能指与所指。　　1.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世界各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大学都有以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这是大学规模增大后的结果；但是将行政管理作为一种权力与学术权力并举，甚至以行政权力来控制学术权力则更多地是一种中国特色。在西方国家，以英美为代表，大学的权力被泛称为学术权力，行政管理只是为学生和教师服务的，谈不上什么权力。在德国，由于法人地位和法律体系的不同，大学的权力被泛称为行政权力。不过，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大学的行政权力意指“大学的自治行政权”，即大学在处理与教学、研究、课程及进修等直接有关的行政事务时所享有的自治权。其与我国大学里的行政权力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当前我国大学里行政权力的泛滥是政府有意为之与学术界自我异化的结果。民国时期我国大学规模较小，校内最主要的权力主体是教授、学生和校长。当时大学的行政主要是服务教授和学生，不构成独立的利益群体，也没有行政权力之说。新中国建立以后，民国时期的大学传统被迫中断，一种适应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新的大学制度建立起来。由于无产阶段专政的需要，加之后来的“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在这种新的大学制度下，教授和学生的地位显著降低，学术权力逐渐式微。一种权力的退出必然伴有另一种权力的介入。随着以校长和书记为代表的行政管理部门的急剧扩张，以行政级别而非学术水平来分配权力成为大势所趋。加之在新体制下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因此，“行政权力”这一概念就被引入我国高等教育中。众所周知，行政与政治密切相关，行政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在政治学上，行政权力是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原则上，大学是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机关，根本不可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权力”，行政之于大学只是一种管理方式而不是权力。但吊诡的是，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中，这种没有任何“合法性”的“行政权力”不但大行其道，而且也经常被学者们津津乐道。从作为学术权力的对应物到最终成为学术权力的实际替代者，本来应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行政权力”在我国的大学里轻而易举地就被成功复制，并最终被行政级别所制度化。今天在行政级别制度的坚硬外壳下，我国的大学里学术权力行政化，学术氛围日渐淡薄。　　2.行政级别与学术级别　　在我国的大学里，由于大学自治制度与学术自由精神的缺乏，学术权力通常要以行政权力为基础。如果没有行政权力的配合与确认，学术权力举步维艰。由于缺少理论合法性，大学里行政权力缺乏独立性，必须以政治权力为基础。政治正确性是行政权力的底线。此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政治权力又都必须以执政党的权力为基础。在我国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也决定了政党权力是第一位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政治权力都必须服从于政党的权力。表面上，我国大学里四种权力在分布形式上呈现出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但在实际运作中我国大学里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政治权力以及政党权力又相互交织成复杂的网状结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政治化，政治权力政党化，而无论是行政权力、政治权力还是政党权力又都倾向于学术化，即通过伪装成学术权力或以学术的名义来行使。不过，无论是倒金字塔结构还是复杂的网状结构，我国的大学作为一个“权力场”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等级化。大学里权力的纵横捭阖与叠床架屋制约了学术的奇峰竞秀。在这样一种逻辑混乱、秩序颠倒的权力生态系统中，大学追求真理的冲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被庸俗的功利主义哲学所主导；大学的理想不可避免地成为世俗的笑柄，学术的独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舆论的禁区。其结果，学术依附于行政，行政依附于政治。伴随着政府部门对大学行政级别的强化，学术的“行政”级别化也就日益明显。　　行政级别本来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身份标识，它